关卓凡放缓了语气,说道:“这件事情,不是你们想象得那么难。办这件‘工程’,关键不在‘有力’,而在‘有心’。除了留出专门的时段,请专人教授,有许多法子,可以学习识字,甚至,行军的时候,也是可以的。”
他轻啜了一口茶,说道:“比如,走在前面的士兵,在背囊上贴一张大字,后面的士兵不就可以‘念书’了吗?”
爵帅此议,大伙儿颇觉匪夷所思,可是……似乎也是可行的。
关卓凡说道:“我举这个例子,是要告诉各位,还是刚刚那句话——办这件‘工程’,关键不在‘有力’,而在‘有心’。只要‘有心’,自然可以生发出许多有用的点子。”
他顿了一顿,说道:“这是‘善政”,说句俗气点的话,是‘积功德’的事情。你们想想,士兵们学会了识字,他们和他们家里的人,不都要感激你们一辈子?”
这倒是实在话,将领们听得心里面暖烘烘的。
关卓凡说道:“这件‘工程’,要由军团长主办——华远诚,我不是叫你做师傅,是叫你‘办工程’。还有,我相信,你会成为士兵们的最好的表率。”
将领们都笑了起来。
关卓凡郑重说道:“这个‘课本’,我会亲自参与编写。”
将领们都微微动容,爵帅是真的重视这件“工程”,大伙儿真正要拿出吃奶的力气了!
关卓凡确实是重视“扫盲工程”,但他亲自参与编写教材,却另有不能宣之于口的深意。
关卓凡要借助“扫盲工程”,完成对轩军的“再教育”,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洗脑”——要叫轩军上下,以关卓凡所思、所想,去思、去想。最终使他对轩军的控制,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移替。
大多数的文盲,对文字和书籍,有天然的敬畏。他们的潜意识中,多认为油印在纸面上的文字。就是“道理”,就是对的。因此,在学习识字的过程中,“学生”们自然而然,会接受教材所扬,反对教材所弃。
这是一个向士兵们灌输“正确思想”的绝好机会。
这些“正确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培养基本的国家、民族意识,树立为国家、民族战斗的觉悟。
这个“国家”,是“中国”。
教材中少不了的五个字:
“我是中国人”。
当然,还得加一句,“我是大清人”。然后要解释,咱们中国。好几千年了,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国号,生在大唐,即是“我是大唐人”,生在大清,即是“我是大清人”。
这样,这个教材,既奉“大清”为正朔。就不致有什么大的关碍。
这个“民族”,是“华夏族”。
汉人、满人,都是“华夏族”。
这个话,相信朝廷也是爱听的。
第二,淡化“忠君”概念,培养公民意识。
切入点是,“我等军饷子药吃用。皆是老百姓的血汗钱”。
就是说,拿了老百姓的钱,就要替老百姓做事;如果拿了人家的钱,不替人家做事。反过来还骚扰掳掠人家,那还能叫人吗?
第三,灌输“革新”意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还有,“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动跑掉”。
第四,开眼看世界。“人家的东西,只要是好的,咱们就要用。”
第五,“新政好”。没有新政,中国就不能富强;没有新政,就没有轩军远高同侪的军饷,甚至就没有轩军。所以,凡我轩军,皆要为新政“保驾护航”。
第六,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第七,培养对关卓凡个人的忠诚。
其实,关卓凡兜来转去,根本上,就是为了这最后一条。
如果只是走传统的拉同乡、喂银子、用私人的路子,也许也能把这支军队拢成自己的“私兵”,但这一定是一只没有什么战斗力的“私兵”,摇摇晃晃,说塌就塌。
这样的一支的军队,勉强拢在手中,又有什么大用?
如果经过了前面的一系列思想观念的改造,这支军队,就是支准现代化的军队,即便关卓凡不采取任何的“非常手段”,除了他这个“缔造者”,在本时空,也没有任何一个旧官僚、旧君主可以指挥的了。
这才是保证对轩军绝对控制权的“正途”。
何况,关卓凡还有一大把的“非常手段”。
这个“非常手段”,当然不是摆明军马,要求“忠诚领袖”,那未免太刺激朝廷的眼球了。
而是“迂回攻击”,“曲线救国”。
比如,这个“课本”,分成多章,每一章都会有一段“爵帅的话”,或者叫“爵帅讲话”——都行,叫什么名字,关卓凡还没想好。
这“爵帅的话”,自然都是好话,讲大道理的话。只是全书没有一句“皇上的话”,“太后的话”,通通都是“爵帅的话”,这本书念完了,在“学生”的潜意识中,“金口玉言”的那位,自然就变成了“爵帅”。
在书里,关卓凡戴了一位老师的面具,话说的再多,也算导人以善,对此,不会有谁有意见吧?
而且,中国的政治传统中,皇帝也不能随便说话,因为开口就是“君无戏言”,变不了现的话就尴尬了;另外,皇帝高高在上,底层的子民,平民也罢,士兵也好,是“没有资格”直接聆听“纶音”的。
到了近现代,周边工业化大潮浪涛汹涌,还玩这种农业社会的装逼路数,关卓凡以为,属于自动放弃话语权,须怪俺不得。
还有,轩军的文书布告,打头的四个字,一定是“奉爵帅令”,全文极少出现“朝廷”或“圣谕”这种字眼。
“奉爵帅令”和“爵帅的话”,起到的是相同的作用。时间长了,轩军上下,自然而然就认为,有权力对自己下命令的,就是“爵帅”了。
而“奉爵帅令”,在台面上,有非常合理的解释。
轩军“奉旨以西法练兵”,其兵制非朝廷经制。因此,在体制上,朝廷给轩军的任何敕诰,都是给关卓凡一个人的,然后由他“代表朝廷”实施。
轩军的将领,在朝廷经制中有具体职务的,其职务和轩军并不发生直接关联。因此,轩军任何一位将领,都无法单独接受朝廷的敕诰。
如姜德的“狼山镇总兵”,和他的“松江军团第四师师官”没有任何关系。只有事关“狼山镇”的军务,才能发给姜德本人。呃,江苏的“狼山镇”,已经裁得差不多了,能有什么军务,非得远在天津的姜总兵本人来办呢?
松江军团军团长华尔,“三等子爵,赏戴头品顶戴,提督衔”,更是只有爵位、荣誉和级别,在朝廷经制中,没有任何具体职务。
轩军种种事务,不仅管理建设完全自主,将领任免和部队调动,亦百分百操于关卓凡一人之手。朝廷在事实上固然干涉不了,即便在体制上,也很难干预——什么“师官”、“团官”,根本就不是朝廷的官。
这就是关卓凡要采取新建制的第二个原因:将轩军和朝廷彻底区隔开来。
新军装,新仪注,新建制,新思想,通通都是为了这个目标。
既为保证轩军的战斗力不下降,也为保证自己对轩军的绝对控制。
这个时候,相对于中国其他军队,这支军队的战力,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只要轩军在手,通向大目标的路上,不论有什么蹉跎起伏,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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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明天一更,放在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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