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会稽女子商婉人工楷法，曾仿吴彩鸾写《唐韵》二十三先与二十四仙两部，沈芳题诗云：“簪花旧格自嫣然，颗颗明珠贯作编，始识彩鸾真韵本，廿三廿四是先仙”(见《香祖笔记》)。??
书格如此，男子又何敢藐视?
后之习书者，当于此取鉴焉。
对于这些女性书法家的书法，张天元自然也是有几分赞叹的。
杜伯特给他的这些东西，除了部分碑帖之外，仍旧是有大量书法真迹的。
由此就可以看出，杜伯特这家伙还真得是被吓住了，才会拿自己的珍藏来给张天元看。
“这些东西的确不错，但用来交换性命，未免还不够资格吧？”
张天元笑眯眯地看着杜伯特说道。
“别着急啊，下面还有。”
取开了那些书法，张天元现下面的确放了不少东西，主要是瓷器和金器。
但一眼望去，最起码有九成都是赝品。
本来他很生气，不过其中两样东西，却让他暂时压下了火气。
他再想，杜伯特这个家伙，终究不是古董方面的行家，大概是被人给忽悠了吧，或许就连杜伯特自己也不知道这里面的东西居然有那么多的赝品。
他看向了其中一件瓷器，这是真品中唯一一件瓷器。
这是一只“同治年制”梅花粉彩瓷碟。
碟上绘有几个人物，似乎在玩鸟，唐宋时期人们爱将鹞当宠物，鹞，是一种凶猛的鸟，样子像鹰，比鹰小，捕食小鸟，通常称“鹞鹰”、“鹞子”，但性格很温顺。
富有的人家常常以玩鹞为荣，连唐太宗都爱玩鹞，有“太宗怀鹞”的故事你可以查查。
“太宗怀鹞”见于唐人刘悚的《隋唐嘉话》，讲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和名臣魏征的故事。
唐太宗素来喜欢玩鸟，有一天，他得到一只形态俊异、毛色漂亮的鹞鸟，太宗十分宠爱这只鸟，“私下里(在内宫，非朝堂)把鹞鹰架在胳臂上玩。”
这时，魏征从远处走来，太宗急忙把鹞藏在怀里;著名谏官魏征心中有数，却装作不知，上前向太宗禀告政事。
之后，他又娓娓讲述古代帝王由于贪图安逸享乐、沉醉声色犬马，最终丧国灭身的事。
大有劝谏“明君”之意。
由于魏征有意拖延时间，致使太宗藏在怀里的鹞鸟快要憋死了，太宗心感可惜，但他还是敬重魏征，不想挑明打断他的话。
魏征便没完没了地讲，直到鹞鸟死在太宗的怀里。
想来也有意思，作为一国之君的唐太宗，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也有自己既敬重又畏惧的人。
长期担任“谏议大夫”的魏征，是辅佐太宗实现“贞观之治”的主要谋臣，他常常劝谏太宗以亡隋为鉴，居安思危，行圣贤之治。
魏征以“忠耿直谏”著称，太宗以“善纳忠言”名世，君臣默契配合，佳话千古。
所以，才有了后来古瓷上的这类绘画，传世不绝。
历史上，唐太宗就曾将魏征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作为座右铭，并留下“三镜自照”的比喻：“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以至魏征比他早逝，他便哀叹“朕痛失一镜也”。“
太宗怀鹞”的故事，也反映出唐代比较开明的政治风气。
我们知道：唐太宗和魏征，一直被看作是历代贤君直臣的楷模。
魏征活着的时候，唐太宗把他当作“镜子”，还主动结成亲家。
魏征去世时，太宗“废朝五日”，亲笔撰写碑文。
然而，魏征尸骨未寒，太宗就出人意料地变了脸，不但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和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而且，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
对于太宗这种异常举动，有人认为，是魏征生前大力举荐的杜正伦、候君集接连落马，伤了唐太宗的心;也有人认为，是魏征曾将自己记录的与太宗的谏诤言辞，拿给负责编写《起居录》的褚遂良作参考，犯了太宗的忌。
这两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究其根源，却是因为魏征屡次过火的“犯颜直谏”，甚至刻意蒙死鹞鸟，使唐太宗产生逆反心理。
其实，唐太宗是史上少有的明君，为了开创大唐盛世，为了实现“千古一帝”的梦想，所以，他给了魏征“无限话语权”，让魏征时刻提醒和劝谏自己。
在国事上，魏征像一位元老，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好像在教诲一个没有主见的幼主;而在皇帝私生活上，魏征像一位长辈，苦口婆心，声泪俱下，更像是在教育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
据史料记载，魏征在为唐太宗效力的17年内，有史籍可考的“谏奏”前后达2oo余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甚至连皇帝的私生活都要管上一管，很多时候都让唐太宗下不了台。
魏征比唐太宗大2o岁，年龄与见识上的差距，情感与代沟上的隔阂，必然会造成二人之间的冲突。
魏征在呕心沥血的同时，却忽略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自己的主张、理想、爱好和私生活。
唐太宗那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标新立异的开拓劲，以及自由生活的做主权，在很多时候都受到了魏征的干涉和阻扰。
难怪，有一次唐太宗当着长孙皇后的面大骂魏征：“早晚有一天，朕非杀了这个庄户佬不可!”
能把“从谏入流”的唐太宗“逼”到这个份上，魏征的进谏确实积极过了头。
俗话说，爱太深，容易出裂痕。
魏征这种慈父般的过火关爱，在唐太宗眼里却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
当皇帝的，在很多时候说了不算，反而要看大臣的脸色，这种长期逐步累积起来的压抑，总会突然喷，而魏征的“荐人失察”和“谏言外流”不过是唐太宗“悔婚砸墓”的导火索。
贞观十八年，不听劝谏、一意孤行的唐太宗，在攻打高丽受挫后，不由得出了“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长叹，立即“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
由此可见，人总是在受到挫折后，才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真谛，太宗也不例外。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