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延潮睡意已无，从凉椅上坐起来于院中踱步，现在已是万历十八年六月，自己致仕回乡一年多了，按照历史上算一算，申时行致仕马上就在眼前了，就算自己帮他清理了不少言官肘制，他能比历史上在位长一段日子，但是以目前的局势而言，也不会长多少了。
申时行一退，自己要复出就真的难了。
更不用说在海另一端的倭国，丰臣秀吉已是露出了侵吞大明的野心。
但整个明朝上下对于这位平秀吉还缺乏了解，他听闻还有的官员认为，他是福建沿海的岛民，然后流窜到倭国一举登上了尊位。
面对越来越近的侵朝之战，林延潮却在家赋闲，继续独善其身下去确实有些说不过去。
可是林延潮却知道，此刻丝毫不得操之过急。
国家就如同马车一样前行，依靠的是惯性，到目前为止上下官员，都是依靠着惯性做事，天灾人祸以前不是没有遇到过，依靠着老祖宗的那一套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不需要跳出这个圈子。
至于天下是否与原先变得不一样了呢？
而经过十年在京普及义学，京师里能够读书识字的人口已是接近百分之二十。
识字人口增加是很有好处的。
譬如报纸，整个天下销量最好的《新民报》上个月孙承宗告诉自己也不过刚刚超过八千份，远超过了当初的《燕京时报》。
就算不识字，百姓也可通过街边随处可见的茶馆，听听今日报纸说了什么。
欲先变法，必先开启民智，当然朝堂上还必须有官员支持，
自己的学生中孙承宗才升任侍讲，而郭正域数个月方调任河南参政，官至从三品。
林延潮从一离京，孙承宗办的《新民报》自己倒是一份不拉都看完了，应该来说自己离京后孙承宗算是接过了自己的大旗，一贯办报的宗旨。
只是孙承宗升任侍讲是出自中旨，林延潮就有些不明白天子的意思了。
想到这里，林延潮披了件衣裳。
林浅浅问道：“这么晚了去哪里？”
林延潮道：“去书院。”
“早些回来，厨房里还有酸梅汤呢。”
林延潮点点头已是走到门外，他到了书院时，书院早已经落锁了。晚上书院是不许学生出门的以免扰乱了学生向学之心。
所以门子给林延潮开门时很惊异，林延潮则直接来至徐贞明的居处。
但见徐贞明的书斋还是亮着灯。
林延潮敲门后，徐贞明开门时吃了一惊：“山长这么迟了还不睡吗？”
林延潮笑着道：“你不是也没有睡吗？”
二人进了屋子，但见徐贞明正在起草明日讲课的讲义。
林延潮点了点头道：“书院开办数月了，除了讲会之事外，我还有一个想法，其他书院都有办文集专门收录学生的文章，譬如濂江书院有闲草集如此，故而我打算我们书院也办一个。”
徐贞明笑着道：“我也是早有此意啊，只是当时书院草创，事情繁多，故而一时没有与山长提及。”
林延潮道：“这文集我打算办得与其他书院不同，有点效仿新民报的意思，但比新民报登载内容要更多，不过不是每旬两刊，而是每月两刊。”
徐贞明闻言哦地一声，想了想问道：“徐某当年在京师时对山长所办的新民报甚为喜欢，但书院与其办文集倒不如直接办成报纸，如此不是更方便。”
林延潮笑了笑道：“孺东兄有所不知，朝廷的报禁仍在，我们书院就算在福建也不好破这个例，如此会遭人口舌的。同时我们省城不比京师，读书识字的人毕竟没有那么多，百姓也没有京师富裕，故而想来想去这文集还是最好的，当然这文集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谈，我打算改个名字就叫杂志好了。”
徐贞明点点头道：“杂志，好名字，善！”
顿了顿徐贞明道：“既叫杂志，什么都说什么都谈，但还是要有个初衷所在。”
林延潮欣然道：“孺东兄所言极是啊，当年我与吏部主事顾宪成曾闲聊，他有句话是‘
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
“你我现在居谁水边林下，所志的世道在哪里？办书院就是教书育人，为朝廷培养可用之才。但想着更深远一些，就是开启民智，传授每个有志于学的少年圣贤之学。开启民智，就在于少年，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
徐贞明点点头，这说得是林延潮所撰的《少年中国》里的名句。
“故而我打算将此刊名为《少年杂志》，开启民智，重在少年，就是我办这杂志的初衷与主张。”
徐贞明拱手道：“山长真是有先见之明，事事想在我的前头。”
林延潮道：“这不敢当，孺东操持书院主要事务才是费心费力，说来林某这山长也是有实无名，故而只好想一想这些无用之事。”
“在徐某看来，这无用之事才是格局与眼界所在啊。”
林延潮笑了笑道：“当初倡立义学，在于重缓，恰如人向学，读书什么时候都不迟，但最好年少时候就去读，读得越久好处越大，这倡立义学就是如此。”
“至于办报，杂志，书院不同于倡立义学，此见效极快，报纸杂志一二年，书院三至五年就能见功，但林某一直怕自己利欲之心甚重，自己插手将事情给办坏了，故而不敢亲力亲为。故而能有孺东兄操持着，林某实在是感激不尽。”
徐贞明起身道：“山长这么说就言重了，从当初你支持我在京屯垦改水田为旱田，种植番薯，苞谷起，徐某就知道山长乃天纵之才，唯有跟随山长身旁，徐某才有立一番功业的机会。”
“诶，可惜孺东兄数年屯垦之功，结果便宜了李三才啊！此事我实在对不起你啊。”
徐贞明闻言大笑道：“山长以为徐某只有这点眼界吗？功功过过，错错对对，你说得不算，我也说得不算，朝廷也说得不算，将来自有后人评说，青史上自会还徐某一个公道。所以徐某不为自己计较，山长又何必为徐某计较呢？如此就看太轻徐某为人了。”
林延潮点了点头，这件事他放在心头许久，今日才找机会与徐贞明说出。但徐贞明这番话令他心底石头落下。
二人当夜又聊了许久，都是办杂志的事，从种种细节到人选都聊了许久。
书院印书刊杂志本来就有天然的优势，而对于林延潮的鳌峰书院而言，每日学田收入，以及士绅赞助，使得书院里钱是用也用不完。
故而《少年杂志》就如此顺利的办下，成了林延潮办得一件实事。
而林延潮不知道就在自己办书院办杂志时，此事传到了身在无锡，同样在老家赋闲的顾宪成耳里。
顾宪成对于林延潮此举极为赞赏，于是也打算效仿林延潮讲学办书院之举。
于是一日顾宪成的学生正在家丁忧的高攀龙与无锡县令同游无锡东郊时，高攀龙发现一处地方可作读书处，认为可以群二三好友切磋学问于其中。
当时高攀龙没有办书院的念头，只是认为这是一处可以读书的地方。
于是回来后高攀龙与顾宪成说了这事，当时顾宪成还在生病，但心底存着事，又受到林延潮在闽办书院的启发，一听说高攀龙找了处可以读书的地方，当即从病榻上蹶然而起，二人一并来到城东这处可以读书处。
顾宪成看了这地方，原来是程颐高足杨时在无锡讲学的地方。北宋时杨时在这里见此处临伯渎港，前临清流是讲学好地方。
于是杨时在此讲学一共十八年，他去世后学生在这里建了一座道南祠作为怀念。
这道南祠就是源自当年杨时学成拜别程颐回乡时，程颐看着学生的背影，欣然说了句‘吾道南矣’。
所以顾宪成看了年久失修的道南祠很是感叹，他打算在此办书院，于是他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动员了本地的乡绅，无锡县令对于顾宪成办学也是大力的支持。
没过多久就在当年杨时讲学的旧址上，一座新的书院建成，书院被名为‘东林书院’。
在另一个时空里东林书院是万历二十三年时顾宪成所建，但现在因林延潮所影响，提前建立。
比数年后不同，首倡东林书院的只有顾宪成，高攀龙二人，就是万历十八年这个看起来普通其实不普通的年份，林延潮与顾宪成一个在南，一个在更南的地方同时办起了书院，这也是被后世二人的政敌抨击为‘清议不出于庙堂，而出自于士人的开始’。
不过这话倒是冤枉林延潮，林延潮办书院可是从来没有在书院议政，针砭时弊。
反而是顾宪成才是干这一行的。
东林书院有两大宗旨，一是恢复理学正宗，尊朱子之学。顾宪成认为王学，林学都是末流之学，他批评心学太重于悟，不重于体修，批评林学太过于功利，高明者闻之尚可，却不为读书人正心之用，始入之门。
当然顾宪成的话也是很有见地，受到他影响出自东林书院的学生都有一等观念，认为王学林学都是败坏了世道人心，不是为了正宗儒者所取。当然作为名儒顾宪成也不是洗脑式教育法，书院的学生也偶尔学习王学，林学，但学来都是用作批判的。
第二宗旨就是言政，顾宪成，顾允成都是学从自名儒薛应旗。
薛应旗的学问绝对是那个时代的大儒，他少年时学王学，但到了老年时又觉得唯有程朱理学才是大道所在，故而又回到了理学的队伍。
他对于顾宪成，顾允成二人影响很大，特别是他所提的‘古者谏无官，以天下之公议，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为盛也。’
这句话到了顾宪成手上就发展成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就是东林书院的学生既要关心于读书事，家事，也要放眼天下关心国家政事，天下政事。
顾宪成主导东林书院后，提倡书院弟子会友，同时主张讲会，东林书院的讲会什么人都可以来参加。
林延潮的鳌峰书院讲会，主要是提一个命题，让学生分为两方彼此辩论，让学生明白什么是惟一之法。
但东林书院的讲会除了探讨精义，就是言政了。
比如在鳌峰书院讲会时，有时候书院弟子明明是持赞同儒家的主张，但经常却被抽到法家，不得不为辩方为法家辩护。
但东林书院却不同，顾宪成主张读书人口头即是躬践，主张言行一致。你在讲会上说了什么，将来做事为人也要从你说得上面去做。
同时顾宪成，高攀龙他们也经常到讲会上主讲，告诉于学生他们的主张，他们的政见。
当然顾宪成，高攀龙甚至赵南星的政见都差不多，总而言之就是官场斗争派。
什么是官场斗争派？就是将官员都划分成小人，君子两类，君子之间意气相投，互相扶持，同时认为朝堂上的积弊都是吏治败坏所致，必须在选拔官员把关做好。
只要朝堂上都是正人君子，而小人们统统滚蛋，如此就能革除时弊，政治自然而然就变得清明起来。
同时作为官员要极力规劝天子，以正君道，就算被罢官了也没什么，天下的读书人都会站在你这一边的。
这一说法得到了很多读书人的认同，因为这样的思维也很简单，读书人不用太了解什么国家政治上的事，但官员的好坏贤明他们还分不清吗？
有道德的人就是好官。
什么是有道德，居官清廉，能谏皇帝，敢怼大臣就是好官。故而明末政治作秀的官员频出不是没有道理的。
至于林学那一套以政绩论官员的，当然是歪门邪道。
如此东林书院，鳌峰书院就各代表了林延潮，顾宪成二人不同主张，培养出的学生也是截然不同。
顾宪成更在乎于让天下的读书人都可以支持自己政治主张，而林延潮则是更在乎读书人们能够接受他的学说，以经义启民智，才能以经义定国策。
而于此同时一道圣旨也抵至侯官。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