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行至城下，赵昺向城头瞭望，城上戒备森严遍插旌旗，不但有士兵固守，也有往来不断巡逻的马队，而城门紧闭，吊桥拉起。城下的护城壕通过两湖与长江相连，虽已经到了枯水期，但壕中的积水仍灌满了多半个城壕，若想越过壕沟并不容易。当他们的船队靠近时，城上的守军立刻敲响了警钟，不过片刻城头上已经站满了兵丁，向着船队开弓放箭，释放床弩。
“不要理会，拉开距离迅速通过！”王猛见箭矢绵密，欲左转向湖中深处躲避，赵昺言道。
“放下防护板，各炮做好射击准备，航向不变，加速通过！”王猛立刻下令道。
随着舷窗上的防护板落下，舱中顿时变得暗了下来，但仍然能听到箭矢射在船板上发出的沉闷敲击声，应该说城池上配置的抛石机和床弩对龙船还是有一定的威胁的。而前方便是南湖与长江相连的湖口，航道骤然收窄，若是反击必然影响航速，还不如加快速度来的安全。
“真是欺人太甚，他们也居然攻击我们！”王猛突然恨恨地道。
“不要理会，他们伤不到我们。”这一段水道要经城外的防浪堤边通过，元军在此派驻了兵丁依堤防守，并建有战棚。听了王猛的话，赵昺将舷窗上的观察孔打开向外看去，便见守护长堤的元军看他们过来也纷纷射箭，抛投石块，而让人恨的慌的是其中不少百姓竟也夹杂其中向他们扔石头，一些人甚至爬到堤上高举石块向他们的战船狠砸。
“陛下，这些刁民见王师到来不开城响应，反而助纣为虐，待破城后定将他们一并剿杀！”文天祥看过去恼怒地道。
“文相不必动气，何必与这些百姓计较，他们也许只是觉得好玩儿罢了。”赵昺笑笑对一脸戾气地文天祥言道。
“陛下，他们既知是我朝百姓就不应附敌，而是奋起反抗暴元。可如今他们又做了什么，不仅未做抗争，反而助敌难道不该杀吗？”文天祥听到石块砸在船顶发出的咚咚声更为气恼的道。
“文相，为稳定局势，镇压一批叛臣是应该的，可若是一味靠杀戮来迫使百姓屈服，却绝非上策，否则我们又与暴元何异？”赵昺听了皱皱眉言道。
当初赵昺为了震慑敌军和沦陷区的民众，曾在攻克广州、泉州之后实施白色恐怖，将所有蒙元派驻的官员及附元的本朝官员全数处死，家财和女眷充官。复国之役开始后，为迅速平复占领的沦陷区，下旨镇压蒙元官员和叛臣及附敌者，不过为防止滥杀，还是限定了条件。
在他主持的江浙地区，虽然也镇压了大批蒙元官员和汉奸，却没有发生扩大化，也为涉及寻常百姓和普通商贩。但是主持江西和广西战场的文天祥却实施铁血手段，不仅将蒙古人及色目人全部处死，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且将镇压政策扩大化，凡是与蒙元有牵连的普通百姓和商户皆被列为镇压对象，他们的土地被没收，家产被充公，严酷的镇反以致很多人逃亡，本地连合适的官员都选不出来。
文天祥之所以如此，赵昺分析这固然与其嫉恶如仇的性格有关，却也和其这些年的经历有所关系。当年他被排挤出朝，在剑南开府召集义军抗元，起初一呼百应迅速聚起了数万人。但是随着蒙元兵力的增强，处境越发艰难，不少人开始脱离抗元队伍，甚至投降元廷，使得义军实力被严重削弱，导致失败，其兵败被俘。
另一方面是有关家事。文天祥有三个弟弟：文壁、文霆、文璋。其霆早卒；文壁小文天祥一岁，景炎年冬天元军猛攻文壁驻守的惠州，担任知府的他开城投降，小文天祥十三岁的文璋，跟随文壁投降。两年后的祥兴元年，文壁辗转到达琼州，文璋则退隐乡间不仕。
此后，文天祥脱险就任右相，行朝迁往琼州。时人对此事多有摘指，哥哥那么忠烈，弟弟却做出了有损其英名的丑事。文壁上书朝廷请罪，并自辩投降的理由：其一，不绝宗祀，文天祥两个儿子一个早死，一个于战乱壁把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了文天祥；其二，文天祥母亲身死他乡，一直没有安葬，需要举灵柩归乡；其三，不同于元军刚侵宋时的投降派，其降元之时，朝廷实际上已经灭亡，抗争的结果只能使全城百姓跟着倒霉。
赵昺知道中国人面对英雄，在不断的感动中，道德崇拜也往往升级。如果这种崇拜离开了本质，丧失了人性基本的理解和同情，就变成了道德绑架。有人觉得文天祥应该谴责弟弟们，可是相反他并没有想人们希望的那样做，对此事表示了缄默，让有些人十分失望的同时，又对其进行谴责，作诗讥讽。
最后，赵昺拍板下旨革去文壁的功名，终生不得入仕了却此事。但是文天祥承受了很大的舆论压力和精神压力。如今铁手锄奸既有痛恨的成分在内，也有担心朝章，必定江西是其家乡，所以矫枉过正将镇压行动扩大化。不过当下形势已变，其若仍然如此必然会导致不良后果。
“陛下之意臣明白，但是他们遗忘旧朝，甘心侍敌，却不敢愤而举义，实乃做了鞑子的顺民，我们岂能轻易饶过，陛下不要过于仁慈。”文天祥指指长堤内带着戏谑之意，看着座船狼狈的在狭窄的水道中左右躲避的百姓道。
“文相，弱肉强食乃是天道，他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屈从，与那些食俸者又有不同，怎能同而待之！”赵昺有些烦闷，这些士人整日劝自己要实施仁政，可到了他们身上怎么就钻了牛角尖，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但他还是得耐心的讲道理。
“吾看他们已然屈服，早已鞑子等同，心中早无君父社稷，否则为何笑看王师受辱而不自省。”文天祥仍然不忿地道。
“文相所言不错，但也应理解，聚居于草市上的百姓多是升斗小民水上在讨生活，还有商家靠经营为生。现在两军交战，他们船不能入江，便没有收获，一家老小就难以维持生计。同样我军围城那些商家无法货物贩进，收购的也难以卖出。而此前虽受到鞑子欺压，却还能勉强果腹，可如今断了他们的生路，自然对我们不满，才会有过激的行为。”赵昺知道呛着火说只能是更为激发文天祥的愤懑，将谈话引向极端，所以只能换个方式。
“陛下所言不错，当年临安陷落之日，城中百姓无不痛哭流泣，太后及先帝北狩之时，满城百姓出城十里相送。怎奈朝廷不存，那些小民又能如何？也只能忍受鞑子的欺压和盘剥，即便有心反抗，可与如狼似虎的敌军相比无异于以卵击石！”谢枋得叹口气言道。
“此言不虚，国破之前朝纲不振，奸臣当道，官员贪腐，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而百姓辛苦一年竟难以果腹。此外兵丁如匪，沿途强拉夫役，骚扰百姓，**掳掠无所不为，甚至恶于鞑子，见王师如避瘟疫，举家出逃。有悍勇者结寨自保对抗官军，更有人见鞑子到来，强开城门，捆绑地方官员，迎鞑子入城……民心向背已是昭然若揭！”谢翱皱皱眉痛心地道。
“君不仁，则民不爱。不该将这些过错一味的推到百姓身上……”赵昺叹口气道。
行朝在琼州逐渐稳固时，每每有官员往来于两岸，回来后赵昺为其江南形势，皆称沦陷区除了极少数甘心附敌的叛臣、汉奸外，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士人及其他爱国人士，基于民族大义，为迎回皇帝恢复河山，纷纷自发或是有组织的投入抗蒙的斗争中，只要皇帝振臂一呼便会有万千百姓举义来投，王师所至箪食壶浆来迎。
一般这种话听得多了，难免会相信，但是赵昺却非那么好糊弄的，再者有事务局的探子们传回的真实情况，使他能够了解到江南的真是情况。他以为沦陷区存在的民间社会与入侵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绝对黑白分明的汉族与异族入侵者的对立，而是具有相当程度的暧昧性。百姓亦非界限分明的爱国与卖国，应该是处于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
不过这种现象并非到琼州后才知道，而是早在由甲子镇赴琼的途中，攻克广州时就有所发现。当时这一地区已经两易其手，频繁的战争和掠夺让经济基础遭到了破坏。但是他发现泉州沦陷后，最先恢复的往往是商业，按说广州本就是以商业立城如此也并不奇怪。可赵昺发现如此现象并不仅是为满足民众日常生活品的需求，而是当时经商已经成为很多人唯一的谋生手段。
战争造就了大批的无家可归者和失地的百姓及破产的手工业者。赵昺却在市场上看到的除了传统的贸易产品外，还有许多诸如衣服、被褥、布匹、餐具、家具、花瓶、铜器等等二手生活用品，不难想象其中会有少量的为生活所迫而出卖的自家物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物品大部分都是来自双方士兵或暴徒劫掠而来。或许大多商贩只是为了生存被迫经销，但至少说明道德自律的传统已然崩溃。
在货源阻滞的现实面前与生存优先的法则下，对上述行为道义层面的要求或许不宜过高，但如失去这两个前提特别是以嫁祸他人或危及他人生存为代价的商业活动，就没有任何可谅解的余地。这足以说明商人的逐利本性既不会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更不受民族大义观的制约，此亦表明即使是战争和苦难也不足以改变他们追逐利润的内心，与蒙古人合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说这些行为因发生于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商贩群体鱼龙混杂的沦陷初期不具代表性的话，那么在帅府军退出广州后，蒙古人迅速接手了政权，并立即着手对这里的国际商贸活动进行恢复。为规范广州的商业活动以便收取税赋，元廷对商家重新审核登记并成立行会，他们的行为按说应能够真实地反映其民族立场。
而赵昺看到的只是贪婪和逐利，囤积居奇、黑市交易和走私贩运成为商业活动的主体，正常的市场交易也因商人抬价与反限价受到严重影响，表现出浓厚的投机色彩。当然这也与蒙古人的掠夺政策有关，他们为了得到更多的利润以行政手段和特权强行征收高额的赋税，造成沦陷区物资匮乏、货源紧张，不仅未起到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反而激活了商业投机和走私买卖。
接下来币制转换与中统钞的滥发，造成物价持续上涨并加重了货源紧张局面，商人不得不采取囤积和反限价对策，竟出现销货之多者，反不若销路之少者有利可图的现象。面对持续上涨的物价和日益吃紧的货源，商家不敢将货物轻易脱手，即便出手也要在售价中加进下次进货时的涨价部分，并因涨幅难测又要加保险系数。
如此辗转相加，物价被进一步拉升，却无人顾及普通百姓的生活。简而言之，沦陷广州商人的投机活动，既有自保的成分，更不乏逐利的动机，赵昺唯不见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考量。
若是说商人逐利，见利忘义，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而士人历来被认为是社会中坚和民族良心之所系，其立场和行为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他们之中在亡国之后其中有为国殉道者有之，但是在节操的弃与守的大是大非这个问题上，在国之存亡之际，大多数人还是做出了共同的选择，在守节和失节两极间走向了灰色地带……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