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可能兴起的蝗灾，赵昺有些束手无策，毕竟除了那些‘偏门左道’，他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以他所知中国历史上蝗灾被有效控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曾花了大力气查明蝗源地，之后通过修水利、垦荒等各种方法，彻底把这些地方改得不适合蝗虫产卵，再加上推广药械才逐渐让蝗灾成为了现代的年轻人“听过没见过”的东西。
不过赵昺也清楚蝗灾在历史上肆虐已经几千年，历朝历代肯定有治理的方略，这些方法即便不能彻底消灭蝗灾，定然也能遏制蝗灾的扩大和蔓延，于是他命秘书监查阅史书，走访民间，尽快整理出一份灭蝗的相关资料供自己参考，起码让他有个感性的认识。
与此同时，赵昺也要求三省拿出治蝗的方案，并由户部牵头，各部配合尽快着手实施，争取将蝗灾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减少损失。且要做好一旦抗灾失败后的处置工作，及时赈济灾民，防止形成流民潮，导致灾情四处蔓延，引发动乱。
秘书监别看人手少，但是个个精明能干，赵昺的口谕一下，几个司的人员分工合作，立刻全心投入，查找史料，走访相关人员，仅用了一天两夜的工夫就整理出了一份资料，比省部先一步送到了送到了他的案头。
赵昺看过还算是满意，其中对于历史上蝗灾的记录还算详细，但是对于如何治理方面却比较简略。他对此倒也能理解，毕竟他们的学识和经历方面也有局限性，不可能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和亲身体会，所以只是摘抄的史料和亲历者的叙述，不过这些对于当下也够了。
按照他们呈上的资料所言：作为拥有悠久农耕文明的农业大国，华夏先民们早就对蝗灾有所记录，并开始探索治理之道。最早关于蝗灾的记载，出现在《诗经·螽斯》篇中的“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而“螽”古语中即为蝗虫。
最早出现在史料中关于蝗灾的明确记载，出现于《春秋·桓公五年》中，“秋，大旱，螽。”在春秋时代，史书有着“凡物不为灾不书”的惯例，因此史官将其记入史册，可以推断当时的蝗虫已成大灾。而在那个记录统计尚不完善的时代，有明文记载的蝗灾就有十二次。
进入秦汉以来，农耕文明的发展，是历朝历代对蝗灾都有了愈发重视的态度，在史书中对蝗灾及其治理方式都有了更加详细的记载。从史籍中来看，几乎所有史书中都有关于蝗灾的详细记载，而且是朝着越发详细的方向发展。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国家动乱，史书中缺少相关蝗灾的记载，但在南北朝的史书中仍可见蝗灾的相关记载。《宋书·五行志》：晋怀帝永嘉四年“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马毛鬣皆尽”可见此次蝗灾之大。
自隋唐以来，政府制度愈发健全，对蝗灾的记载和治理也越加详细和强劲。《旧唐书·五行志》：“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食粮。”在唐代，对蝗灾的治理也是下了大功夫的，而且以蝗虫为灾年之粮，也是自唐代开始。
但赵昺也发现了一个历史分界线，在唐代之前记录蝗灾的有之，但治理蝗灾的方法却鲜见。且这条线也可以作为两种学说的界线。前时的古人以为世间的一切都是上天对下界不满的惩罚，只能归咎于上天责罚，天降蝗虫。
受此观点影响，古代社会始终有一种声音认为是道德的缺失触怒了上天导致上天降灾于人间。是故，人就想通过祭祀的办法打动上天，消灭灾害。所以每当发生蝗灾的时候，百姓就会经常祭拜“蝗神”，希望灾害消失，将命运系于鬼神，。
那么作为统领天下百姓的皇帝，他们的做法又会是什么？因此统治者通常将蝗灾视为上天的惩罚，要想免除蝗灾只能靠检讨自己执政不力来消除，甚至不惜颁布罪己诏来消灾避难。所以他们采取了放任蝗灾坐视不管的天命主义，在抗灾上消极应对，只在救济灾民上下功夫，不思如何治理蝗灾。
但这样的做法并没能让蝗灾受到丝毫减弱，反而让农业生产和百姓生活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史籍中也有载：“太宗在苑中捉蝗，咒之曰：‘人以谷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汝若通灵，但当食我，无害吾民。’遂吞之。”但其还只是处于憎恨的阶段，并没有采取得力措施。
不过李世民此举却开启了吃蝗虫的先河，唐代形成了食蝗的习俗，在常年蝗虫也成为了珍馐，是相互拜访时馈赠的珍品。赵昺也以为在食物种类匮乏的古代社会，蝗虫的确可视为营养佳品，蝗蝻的粗蛋白含量很高，营养价值与鱼肉价值相当。而在一下蝗区，百姓还将多余的蝗虫淹死后晒干储存，也可以备不时之需。
真正开启朝廷治蝗是在唐玄宗年间，在朝堂之上，还上演了一出姚崇舌战腐儒的大戏。卢怀慎以“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主张“修德以禳之”。他的观点，现在看来可笑，但在当时却是主流，否则在那个以天子至尊的时代，蝗岂会与蝗同名？
姚崇也不是一般人，在朝堂之上直接反讽“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接着又指出“魏世山东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唐玄宗被说服，开展治蝗，当年就取得“捕蝗百万余石”的战果。开元五年，设捕蝗吏，专司治蝗。
这次治蝗时间，可以说是历史上的标志事件。从此之后，治理蝗灾统治阶层不再是消极应对，认为蝗灾是天灾，天灾不可违，而是开始从上至下积极应对蝗灾。思想发生了改变，以先民的智慧，做起事来就容易太多了。治蝗政策层出不穷，效果斐然，治蝗工作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从进入本朝以后，蝗灾的记载开始逐渐增多，主要原因除了因五代十国的混乱，导致治蝗不力，还有因蝗灾普查和记载更加详尽有关，从立国至今记载蝗灾七十余次，有大有小。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对待蝗灾态度的改变和治理经验的积累，也是使得治蝗政策也有了不断进步。
秘书监查找出来的治蝗方法上，在赵昺看来十分笼统，方式主要主要有奖励捕蝗、立法捕蝗、宣传治蝗三大方式，而其中他们以为奖励捕蝗的政策最为有效。
在治蝗方法上对于古人来说，在没有科学的时代，利用人力灭杀蝗虫就成了不二之选，但是人力灭杀蝗虫在赵昺看来其中也是有很多讲究的。
其一就是断子绝孙法，古人以为蝗虫“种可传生，一石可至千石，故冬月掘除，尤为急务。”说白了就是挖蝗虫卵，这个挖卵也不是随便挖的。按照记述的说法，挖卵应该：“冬晴未经雨雪之时易寻，务必实力搜挖，并于挖尽处设一标志，以便交春寻看。春间看过无子，初夏仍当再看一次，以防遗漏。”也就是说除恶务尽，必须得来个几遍，要不然蝗虫的繁殖能力，几十个到几万个是分分钟的事情。
其二就是活埋。坑杀蝗虫则是一个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具体的方法是，先集合男女老幼挖个沟，然后深广各二尺，沟中相距丈许即作一坑，以便掩埋。在沟里面放点食物引诱蝗虫来吃，等蝗虫来了之后，就开始灌水，蝗虫肯定是跳不出去的，这样来回几次蝗虫就全部被活埋了。
其三是赵昺看来是最与科学沾边的，这个方法姚崇发明的，姚崇发现“蝗乃壁飞，夜必赴火。”也正是利用了蝗虫趋光的特性。所以姚崇建议修一大堆简易的窝棚，然后将大批的蝗虫用篝火吸引，之后集体焚烧。这一招虽然有效，但是成本相当高，而且经常容易导致农田被毁，可以说是不得已的一招。不过效果据说非常不错，而这个方法在现代也在使用，不过已经是改良版，用电灯代替了篝火。
此外也提到了生物防治的方法，有放鸭治蝗的成功经验：(蝗)未解飞，鸭能食之，鸭群数百入稻畦中，蝗顷刻尽，亦江南捕蝗一法也；除了鸭子之外，也记述了鸟类抗蝗，在唐朝开元贝州蝗灾时，就在蝗虫降临的时候，数万只白鸟忽然飞来将蝗虫一扫而空，当地官员立刻感谢上苍，还形成了一个传统——一有蝗灾就求神仙保佑赶紧来点鸟。
除了鸟类以外，蛤蟆也是天敌之一，发生蝗灾时有大批蛤蟆赶来，对着蝗虫就“便吞食之”，还有辽国的蜂群也曾经大规模的“食蝗”。赵昺知道这些生物防治效果惊人而且十分环保，但是其中充满了偶然性，在当下是难以实施的。且对于古代人来说，白鸟等皆是神迹，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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