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得巴廖夫对于如何治理一座城市还是很有作为，根据斯大林的一系列政策，要在四十年代初完成工业化战略，为了完成它，必须有大量的农村居民，离开集体农庄进入城市，成为国营企业的工人和职员。
安置这些广大的劳动力，将其转化为市民，这件事上柳得巴廖夫自诩做的很好。戈梅利城市内原本有很多这样的国营工厂，结果战争突然爆，一切计划都被打乱。
来到了这片沼泽地，这原本几乎是未开之地，再次重新建立城市，柳得巴廖夫和他的同志们有了极大动力。
集体农庄内涌进来大量的难民，他们中很多并不是农民，而是逃难的市民。这些人虽大多是女人，至少经过一定培训。手工作坊纷纷建立，为应对大生产运动的需求，这些作坊的数量一直在提升，这一切都是市委人员所支持的。
中午吃过饭，柳得巴廖夫只想睡个午觉，突如其来的传令兵奉命汇报师部有会议。
“这个时候还能有什么紧急会议，用得着把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都喊上？”将信将疑的他领着几个重要助手直奔师部。
会场已经稍微布置了一下，杨明志也趁着空歇期组织了一下语言，写下简单的稿子。
“你们喊我来开会，是军队出现了什么问题，需要市委出面解决？”柳得巴廖夫开门见山的询问。
“没错！是一个问题。”杨明志站起身，伸出右手邀请这一众人坐下来。
会议是严肃的，不能向刚才那番和师部的老伙计随性的交谈。杨明志挺直了腰身，他虽不是会议主持，确实会议最关键的人物。
耶夫洛夫稍微解释了一番：“现在是下午三点，之所以诺夫戈梅利市委来，正是商讨一下改革军事管制的计划。”
“哦？你们是不是研究出了什么新政策？”
“是的，我们决定恢复货币贸易体系。”杨明志郑重其事的说道。
对于柳得巴廖夫，军事管制中施行严格的配给制是非常正确的，在面临死亡威胁下，牺牲普通人的一些利益，全力武装起军队，才能高效的打击敌人。
杨明志早已准备好了话语，他将刚刚已经讨论过的一套明明白白的介绍给市委一众人员。带来的反响，也在人的意料之中。
“怎么？你们认为配给制对于集体农庄庄员的负担太严重了，甚至到了制约生产力的地步？所以要恢复货币兑换，甚至行一种新型货币以代替法定货币。难道仅仅停止配给制，恢复贸易，就能大大提高生产力？”
耶莲京娜于桌下踢了踢杨明志，他猛的说道：“当然！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柳得巴廖夫不由的目光尖锐起来，要知道苏联当局已经开始配给制了，现在他们三人商讨出来的办法，已经和领袖的政策不同。
他旋即说道：“在今年1月份，国家开始征收战争税，所有成年人都要交付，包括退休者。农业税和各种工业税收的比例也都提高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能够打赢战争。这些政策在和平地区正在执行。但是在交战区，军队管制是绝对的。这片沼泽地的战斗固然非常艰苦，这里依旧是交战区，我想我们应该严格按照规定。如果你们的改革伤害了军队的展，不需要内务人员委员部的人，耀武扬威的德国人就会杀进来，后果是我们所承担的。你们有这样的觉悟？”
“我们当然有！而且我并不认为这里是纯粹的交战区。”杨明志义正言辞说道。
柳得巴廖夫的这番话确实有些出乎自己意料，既然这位说在和平地区，苏联的税收比以往更加沉重，战争条件下这当然是必须的。除了这些，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下降的厉害，却没有达到活不下去的赤贫状态。
但是诺夫戈梅利这里，逃难而来的人群的财务几乎就是他们那身衣衫褴褛的衣服，施行完全的配给制是避免人饿死的不二法门。
杨明志说道：“几个月以来，诺夫戈梅利遭遇到最严重的袭击，莫过于德军空军把鲶鱼村的飞机场炸成鱼塘，我们也死了不少人。除此之外各个村庄受到的损失可以忽略。一系列的地面战斗都子止步于村庄二十公里外，我们把展现直接拉到了敌人的营地。按照这个标准，我们不能说是纯粹交战地。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施行内6和平地区的模式，在那里正常的货币贸易完全合法。”
柳得巴廖夫仔细端详着这个中国人，作为军事指挥官，最近的战役中打出伤亡比一比五的成绩，此人堪称是罕见的名将了。他的这番话仿佛又对经济学有所了解，此人在来到苏联之前，在中国国内肯定也是个人物。
他没有再多想，284师的三位最重要的人一致通过了新决定，这里就有内务部的人。论起苏联的政策，有谁能比耶莲京娜更有司法解释权呢？柳得巴廖夫选择洗耳恭听。
杨明志振作精神，说出自己的计划：“我希望市委的同志可以认同我们的决定，在诺夫戈梅利行一种能充当货币使用的兑换券，以粮食尤其以马铃薯作为担保，再者以军队和诺夫戈梅利市委的信誉作为担保。
但是配给制不会消失，我也不反对配给制。不能参与劳动的老人和幼年孩子，获取配给的食物。工作者在完成额定任务后，才能拿到配给粮食，为了刺激他们更努力的工作，这个配给的粮食重量要下调。为了获取更多的粮食，更多的其他物资，他们唯有努力工作……”
杨明志说了很多在他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因为这些模式很像是那个位面的中国刚刚改开时所遭遇的。因为商品经济不达，社会正从全面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粮票等各种票卷，正是这个时候杨明志口吻里的有综合兑换、能作为货币使用的“兑换券”。除此之外货币流通也完全正常，两者并行使得中国渡过了那段必要的过渡期。
在这方面，中国比苏联睿智多了。为了的苏联死就死在改革上，病急乱投医后国家覆灭。
他将自己写的稿子交到柳得巴廖夫等市委人员受伤，这里的条条框框仿佛就是一个“新经济政策”。
经过一番审视与思考，柳得巴廖夫不由的问道：“你决定一个兑换券对应五百克马铃薯，我记得一个工分也是兑换这么多。难道一切的兑换标准就是它？你们延续的依旧是现有的工分兑换体系。”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