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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二十九章 复有何路可走

在大顺军南北两路,分别从宣府及保定,一齐向京师进逼攻击之际,崇祯的表现,简直可以用热锅上的蚂蚁来形容。

好么,自已亲自提拔,极受信重的东阁大学士李建泰,竟仅仅与流寇打了个照面,就罔顾厚重君恩,就腆颜无耻地率领五万京营精兵,全部投降闯贼,这般无耻之举,简直是狠狠地打了皇帝一个响亮的耳亮,是大明朝无可言说的巨大耻辱!

仿佛料到了崇祯接下来必定要开始找替罪羊一般,才任不到两个月的兵部尚书冯元飙,紧急请辞,说自已老迈无能,有误国事,特此上书请求告老回乡。

不过,出于残存的一点公心,冯元飙举荐李邦华代替自已接任为兵部尚书,请求皇帝准允。

此皇帝正在火头上,见到这个老迈多病的家伙,在这般紧急关头,竟上书请辞,顿是气不打一处来,哪里还听得进去他的半点建议。

他立即下召,命亲随太监赶到冯元飙府上,对冯元飙当面斥责,再让他灰溜溜地滚蛋回家。

被崇祯这般羞辱后的冯元飙,心下虽然惭恨,但他明白,现在保命最为要紧,故他回家后,就迅速收拾行李细软,便带着一家老小,从天津乘海船南逃回浙江老家,躲离了京城这个风暴眼。

冯元飙去职后,崇祯无奈之下,选择了担任兵部给事中的张缙彦,担任兵部尚书。

张缙彦此人,无德无能,才识俱庸,他在兵部纯粹是一个混日子的存在,这样让同僚都看不起的人,现在被崇祯赌气般地提拔为兵部尚书,完全又是一个李建泰式的悲剧,又是给了多灾多难奄奄一息的明朝,又一记沉重的打击。

在真实历史上,李自成攻陷京师后,张缙彦和大学士魏藻德等原明朝官吏,极其无耻地率百官表贺迎接,连司礼太监王德化都看不下去,怒斥其误国无耻,卖主求荣。

到了当年四月,清军入关后,张缙彦逃归故里。后闻福王据江宁,为了博取军功,骗这位后来的弘光皇帝,说自已要自聚义军,遂受封总督河北、山西、河南军务。

不料,张缙彦这厮还未来得及风光几天,豫亲王多铎率清军平定河南、并直取江南,张缙彦惊恐万丈,遂逃匿于六安州商麻山中,假作隐士,实则待价而沽。

清顺治三年,总兵黄鼎领洪承畴命令,入商麻山招降张缙彦,张缙彦降清,因投诚在江南平定之后,清廷不用。

张缙彦为了做官,苦心钻营,四处拉关系,终于在顺治九年,张缙彦历任山东右布政使、浙江左布政使,总算风光了一阵。

只不过,这个毫无气节的汉奸,数年后好运到头,到了顺治十七年六月,因被人举报,说其文章有讥讽圣上,且怀念明朝之嫌,以“文字狱“之罪,被捕下狱;到了十一月被没收全部家产,流徙宁古塔。

最终,这个汉奸在宁古塔郁郁而终,终生未曾返回关内,结束了可悲可耻的一生。

惶然不安的崇祯皇帝,除了提拔兵部尚书张缙彦为兵部尚书外,又立即下召令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昌平总兵唐通、徐州总兵刘良佐入卫京城外,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号召在京勋戚官僚们,踊跃为国捐助饷银,以济军饷。

令勋戚、太监和百官助饷,可以说,是皇帝为了保命,所做的最为无奈之举。

因为,此时明朝的国库早已囊空底净,有限的外解又由于京师在军事上陷于被包围状态,而根本无法运来。

崇祯不是傻瓜,他当然知道皇帝不差饿兵的道理。要调这么多外地兵马入城,军饷开销一定是要保障的。不然的话,士卒不尽力御敌不说,还极可能有哗变之危险。

只不过,心急如焚的他,很快就残酷现实,给予了连番的重击。

皇帝首先下发圣旨,责成勋戚、太监和百官报効,以纳银三万两为上等。皇帝这道软绵绵的圣旨,让在京城的达官贵人们,纷纷嗤之以鼻,观望不动。

皇帝见无人捐款,便宜想通过树立典型与榜样,来感动这些自私而麻的官僚们。

他派内官徐高,密谕周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让他纳银十二万两,给其他臣工做个榜样。不料,周奎虽然有钱,却断不肯答应,只是让徐高回禀皇帝,说什么“老臣贫苦,安得多金?”。并且一口咬定只能捐一千两,再不能多了。

皇帝听到自已最为信任的国丈,竟只肯捐一千两银子,心下大为不满,认为他捐得实在太少了,

于是,皇帝亲自下旨,要求他至少拿出二万两来,这个要求,让视财如命的周奎叫苦不迭。

周奎于是派人去向女儿周皇后求助,周后虽然十分鄙夷父亲的为人,但抹不开父女情面,只能暗中派人给周奎送去五千两。不过,为了点醒这位贪财的父亲,周后告诉他,自已的银子,并不是帮他凑数,而是求他代交给皇上,让他脸面上好看些。

不过,周皇后这番话,周奎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在收到银子后,周奎不仅自己一个铜子不添,反将周后送来的银子扣下两千,只以三千两应命。

周奎这种吝啬又贪婪的态度,让崇祯暴跳如雷,只不过碍于周皇后情面,他又不好对其加以实质性的处罚。于是,他想了想,决定好好羞辱一下这位当朝国丈。

于是,便又遣司礼太监徐高前去周府,宣布周奎为国捐银,劳苦功高,特加封周奎为嘉定侯。

见皇帝这般羞辱自已,周奎亦觉羞惭,十分不得已,便假装经多方动员之后,才凑出了五千两银子,很不情愿地捐给了朝廷。

见周奎如何吝啬,太监徐高不由得感慨道:“老皇亲如此鄙吝,朝廷万难措手,大事必不可为矣!“

而周皇后在知道守财如命的周奎,最终只捐了五千两银子,且还从自已的捐银中扣了两千两后,不由得哀叹道:“我父周奎平日深受大明王朝养育之恩跟陛下宠爱信任,却没有想到,竟是如此吝啬鼠目寸光!要知道,一旦城破之日,他纵家财万贯,又能保住多久呢。“

而在真实历史上,也就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廿二,李自成大军破城后,很快就找到周奎以及明朝所有的王公大臣与文武百官,还是老规矩,必须朝廷所有大臣与官员按照规定捐银助饷。

周奎这厮,死到临头,竟还是十分吝啬,一毛不拔,最终刘宗敏发了狠,逼迫周奎的老婆与儿媳自杀,又杀死周奎的儿子,守财奴周奎还是不愿意拿出一两银子出来,硬是表示朝廷半年没有发过工资,自己已经没有钱了。

刘宗敏无奈,不得不上报李自成,李自成绝不相信,周奎贵为当朝国丈会没有家财,于是对他进行亲自审讯。

李自成亲自审讯周奎之后,从周奎支吾的言辞中,认定了周奎是在说谎,遂命人将他绑于柱上,亲自用皮鞭不停的抽打。

周奎受此鞑伐之苦,起先还强自忍受,但李自成越下手越重,在被打得快要断气的时候,周奎实在受不了这般苦楚,才迫不得已大喊住手,并同意亲自带领李自成回到家中取出存银。

最终从周府的一个十分隐秘的地窖中,李自成整整抄出现银五十三万两,其他财物也值几十万两。

周奎逼不得已拿出自己私藏的银子与家财上交后,终于获得了宝贵的自由,不过,现在的他,人财两空,一贫如洗,不久之后,周奎便愤恨而亡,走完了自已可悲又可笑的一生。

话说回来,有周奎这位当朝国丈这个悭吝的典型,下面的官员自是上行下效,纷纷叫穷叫苦,不肯助捐。

很多勋戚与官员,都把自己房子上的砖瓦,给弄得歪歪扭扭乱七八糟,看上去十分破败,而屋内值钱的东西,则一律私藏起来,然后又装模作样地在自家房子门口贴着房屋贱卖的告示。

为了装穷更逼真,早朝的时候,周奎与朝廷众臣,都故意穿上最破旧的衣服去上朝,以前很多乘坐轿子上朝的官员,也纷纷改为步行上朝,以示自已节俭无银,清廉自守。

令人无语的是,连许多有钱的太监,也开始一个个也装穷叫苦,有的在住房门上大书“此房急卖”,有的把古董器玩送往市上出售,摆出一副破家纾难的样子。

这些太监中,王之心最有钱,传说他家中藏银一项就多达三十万两。崇祯曾当面叫他慷慨输捐,王之心却故作难色地推诿道:“奴家甚穷,连年家计消乏,安得有银。”,最终,仅献银一万两而已。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真实历史上,王之心后来被大顺军刑夹追赃,吐银十五万两,金银器物价值与此相当,实是可笑可悲。

最终,这场捐饷的闹剧中,在勋戚当中,只有太康伯张国纪输银二万两,数额最大,被晋封侯爵。而其余的文武百官,捐助的不过几十两、几百两不等,聊以应景罢了。

崇祯见这见所得甚微,心下十分恼炮,于是干脆实行摊派。

他先是规定,每个衙门必须捐助若干,后来又按官员籍贯,规定每省仕京官僚捐助数字,如江南八千、江北四千、浙江六千、湖广五千、陕西四千、山东四千之类。

结果,缙绅纷纷告免,软里硬里抵触,让崇祯的搂钱愿望,化为泡影。

朱由检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知道许多官僚贪污致富,乃又下令,命大臣推举“各省堪输者”,由各地官府出面,勒逼官员与富户出银。

只不过,饶是如此兴师动众,据史籍记载,朱由检的大搞捐助,所得不过区区二十万两而已。对比真实历史上,大顺军进城之后,没收皇家内帑和对勋戚、太监、百官追赃助饷,一共弄到七千万两以上的白银,崇祯这番逼捐之举,怎令人一个叹息了得。

而就在崇祯为逼捐失败,心下大怒又无奈之际,有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那么就,在大啧军两面合围,即将对京城发起总攻之际,自已现在,到底要何去何从。

尽管皇帝对抽调吴三桂等外部兵马入京防御流寇抱有幻想,但从前线传来的越来越不利的消息,却使他越来越感到前途渺茫。

更何况,就算是吴三桂的军队,从宁远撤回,移作抵御流寇的主力,那关外的满清军队乘虚而入,京师也同样难保。在这种内外交困之时,一个想法,在皇帝的心头油然而生。

崇祯暗想道,自已何尝不可以效法晋元、宋高之流,赶在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之前,便脱身南逃,依托半壁江山苟延残喘呢。

皇帝这般想法,在隐晦地向朝臣提议后,迅速地被一名官员揣摩清楚。

这名官员,便是左中允李明睿。

他暗暗地向崇祯写了一封奏折,要求皇帝尽快离开北京,南下金陵,以江南为依托,重新振作现在明朝的颓唐局面。

李明睿这封奏折,可谓说得了崇祯内心最隐密的地方中去了,当他读到李明睿在奏折中所写的:“天命微密,当内断圣心,勿致噬脐之忧。“等话语时,不由得长吁断叹,感慨不已。

崇祯经过一番仔细考虑,决定在东暖阁召见李明睿,详谈南迁之事。

得到太监宣旨后,李明睿立即急急前往东暖阁求见崇祯皇帝。

甫一入宫,李明睿刚要三叩九拜,立即被崇祯制止。

崇祯待他从地上站起,立即沉声道:”太虚,朕有南迁之意久矣,只恨无人赞勷,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心甚慰,今朕志决矣,但诸臣不从,如之奈何?”

李明睿目光灼灼,他拱手而拜道:“陛下,恕臣直言,现在敌寇进逼,人心涣乱,京营精锐尽失,外军奉调无期。朝廷已然内无良将精兵,外无得力之援,若不赶紧离开京城,南迁金陵,还复有何路可走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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