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一物很多人都以为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其实不然，早在唐朝就已经出现了。
唐时的开元杂报是开元年间发行的邸报，该报系雕版印刷，质量不是很高。本身原无报名，因其发行时的年号是在开元年间，后人便称其为开元杂报。“杂报”是邸报的别称。
到了宋代，报纸的称谓就有许多，其中有“邸报”、“朝报”、“邸抄”、“进奏院状”、“状报”等等，一般来说“邸报”是其中最通用的称呼。
“邸报”的内容主要地皇帝的诏书命令、起居言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公报，官吏任名赏罚的消息和大臣的章奏文报。当然“邸报”的发布要受中央政府的严密控制，而且宋朝的“邸报”大部分都是手抄的，面向的都是官员，百姓可不曾得见。
关于报纸的职能，从不同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看法，例如从政党机关报的角度，报纸的职能如圣祖所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上层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概括了报纸的主要职能，那就是即传播各方面的观点，附带着一些娱乐。
帝国现有的也是诏书命令的“邸报”，还没有面对百姓大众化的报纸，经过傅天仇这一提醒，李南不禁起了兴趣。
“此事可行，你看这样可好”
傅天仇最近也调查研究了一番，想要为李南这个女婿皇帝查缺补漏，这才找到了报纸一途，也精心设计了很久，才写出这本奏折。
此事听到李南随口说出关于报纸的职能，以及报社的建立和辐射向国的种种办法，傅天仇顿时傻眼，他万万没想到皇帝陛下竟然刚听到个想法建议，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之完善到这种地步，真可谓是天纵之才。
在傅天仇敬佩有加的目光中，李南大略讲述了一番后世关于报纸和报社的所见所知，临了还加了一句“这件事就权交给你办了，你直接组建个文化部。关于报纸的事情朕也就随口说说，至于行不行到时候你看着办。”
先前因为傅天仇并无官职，所以李南称呼他为傅先生，傅天仇也自称老夫，如今皇帝委任了官职，那身份就不同了。
傅天仇当即跪地谢恩“蒙陛下信任，臣必定鞠躬尽瘁，将此事办好”
“咱们都是一家人，再说帝国也不兴这些跪拜的旧礼，起来说话吧。”
说完了第一个建议后，还得了一个部级的官职，傅天仇心中喜悦，忙将第二个建议讲了出来。
作为一个儒家弟子，傅天仇想要做的跟每个儒生一样，那就是打算将儒家思想传播到整个帝国，乃至整个世界。
听到傅天仇的这番话，李南却慢慢皱起了眉头。
李南作为一个帝王，他并不欣赏儒家的学说和思想，反而更喜欢墨家和法家之说。
墨家的“尚同尚贤”之说，意思是选举贤者为官吏，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这可以说是一切封建统治者都不能容忍之事，因此也因为这点，墨家才会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没落。
墨家的“非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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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反对“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的掠夺性战争，而对于中华帝国来说，前进发展的每一步都有临近的小国被吞并。
除此之外，墨家的“节用”、“非命”的思想，李南还是比较赞同的。
说罢了墨家再说儒家，儒家是孔子所创立、孟子所发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后延绵不断，非常有生命力的学术流派。
自从汉武帝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开始听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华夏每个人的思想就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就连灵魂来自后世的李南，骨子里都有部分儒家思想的存在。
任何学说和思想都不是完美无瑕的，尤其是这个来自公元前几百年的古老学说，它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与时俱进。
可以说儒家学说在汉武帝时期有一场巨变，因为董仲舒为了达到独尊儒术的目的，他不得不将儒家的学说做出一些改变，来迎合帝王的要求。
儒家思想基本分为“内圣”与“外王”，即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两类。
其中跟个人修养有关的主要是提倡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思想，这些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除了“礼”需要改变之外，其他都是每个人应该遵守的道德标准。
至于其他的以仁德治国、微言大义和重义轻利，以谦谦君子形象规范自身来跟敌国交涉等等，都与时代严重脱节，适应不了目前的局势和国情。
目前帝国的乡村一级的学校，都已经将儒家的大多数典籍都排除掉，更多的是教育学生一些现代实用性较强，例如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之类的科目。
这种现象自然被很多儒家之人察觉，很多心有不满之人也数次进行反对，但李南这个帝王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此事也就被放在脑后了。
如今傅天仇再次说起传播儒家思想之事，李南沉吟片刻，直截了当的对其说道“人性恶才生法度，生而有奢望，才有声色犬马以致贼盗，必以律法而后正，以法治防范恶欲疏导人性向善。用法治制度来约束臣下和百姓，远胜过儒家之人治。”
傅天仇闻听此言，面上不禁变色，因为他已经听出来，李南所说的正是法家的思想学说，看来帝国皇帝认为法家更适合治理国家。
依法治国不是李南的突发奇想，而是因为他的灵魂自后世而来。
看后世的各个国家，再和法家思想对比一下，不难得出现代社会的国家，其实就是以“法”治国。
相比于人性本善，李南认为人性本恶，而“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乃是人类的本性。
后世的社会，人人逐利，加上法制的不健与不作为，逐渐在社会中形成“唯利是图”和“金钱至上”的信仰，而及时更改法律，用法制来约束所有人，这才是李南认为的正确做法。
傅天仇虽然对李南使用法家思想治国颇为不满，但对方可是这个庞大帝国的皇帝，他只能将此事埋在心中，口中言道“那此事臣再琢磨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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