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和皇帝一贯的作风大相径庭啊！
李适登基以来，在宗教上和先代的肃宗、代宗皇帝截然不同，他非常排斥佛教。
安史之乱后，唐王室急切需求佛教的“镇护国家”作用，肃宗皇帝在世时就特别倚重密宗，曾在皇宫里设内道场，诏不空三藏和尚入内，整日搞些转轮法王的仪式，让宫女打扮为佛菩萨，让禁军武士打扮成金刚力士一起参与进来，还让大臣环绕膜拜。
代宗皇帝呢，出于政治目的考量，也非常佞佛，在大历三年曾迎过一次佛骨，那时的宰相门下侍郎王缙同样对佛痴迷（不愧是王维的弟弟），把国家的种种业绩都归结于“信佛”上。
在这样环境里长大的李适，实际对装神弄鬼的佛教是颇为不满的，他继位为帝后，先是将原本在宫中供奉的“盂兰盆”（一种信佛的法器，据说可解救死去亲人的倒悬之苦）撤走，又不允许僧人进内道场，后来更任命上清教的司马先生为三清宫宫主，一副斥佛尊道的态度。
可如今皇帝对各位的解释是，我李家虽是玄元皇帝李耳的后代，可道教却只能成就一人，不如佛教能镇护国家、化导世俗，为了国家能尽快“岁稔兵息”，朕宁肯信其有，便将这佛骨舍利迎入禁内供养些日子，又待如何？
“陛下！”陆贽和贾耽同为正统的士人，便急忙要劝诫皇帝三思。
可这时高岳的怒气却不晓得哪来的，便起身抢先说，“陛下乃是华夏至尊，而佛陀不过是狄夷之神，某在兴元尹任上与其有过来往，深知其底细，陛下不能降尊纡贵，行此之事。”
筵席的场面顿时有些尴尬，皇帝盯住高岳，十分不高兴，说朕又没卖身于寺庙，不过想借用释教来收拢天下人心而已，卿言未免太过。
结果高岳不依不饶，他说如果真的要迎佛骨，可派遣一中官去凤翔法门寺取，再选择京师内的西明寺来安置，让士庶前去景仰供奉就行，绝不可将此物送到大明宫禁内里来。
“迎佛骨是教化人心生善的国家大事，朕岂可置身事外？”皇帝明显生气了。
高岳还待再辩驳，皇帝却一拂袖，“听闻卿家中（你老婆），不也是信佛的吗？”
“妇人柔弱且无见识，故而礼佛，须眉岂可如此？”
皇帝当即大怒，说那今日朕就叫卿去迎佛骨，反正凤翔尹虽是薛白京，可判诸事的还是卿你。
高岳也梗着脖子，回答说去迎可以，但如佛骨舍利子无灵验，臣便将其投掷入渭水当中。
眼见这两位就要大动肝火争吵起来，陆贽、贾耽便急忙劝解。
结果次日皇帝就出诏，高岳为礼佛功德正使，霍忠唐为礼佛功德副使，即刻前往凤翔岐阳法门寺迎取佛骨；
此外，皇帝还命令，朕要在大明宫内修筑一座精舍，用来供养佛骨，但这种善业朕不敢独占，请天下各方镇节度使，各刺史，还有朝中公卿百官，及内外命妇夫人捐施修筑精舍的钱财。佛骨到京城之日，你们这些供养人都可来顶礼膜拜。
这个诏令一出，整个天下再度沸腾，京城各坊进奏院急忙飞传邸报，报于各方镇知晓。
胡锡晋知道高岳和皇帝差点因为佛骨的事吵崩，心想机遇来到了，便特意撰文于《长安邸报》，高度赞扬释学义理博大精深，我汉地儒学、道学远不能及，汲公排斥佛学，实乃心胸过于狭隘所致，且不解圣主苦心。
可谁想胡锡晋还不晓得是，韩愈还呆在京城里，没往北面的长泽县赴任呢，看到胡的这篇文章后是怒发冲冠（虽然韩愈也不太清楚，明明兴元尹高岳在镇期间，对佛教还是挺和善），便连写了三篇痛骂胡锡晋的雄文，送到长安邸报来要刊登——胡不敢也不愿刊，可韩愈可是从兴元那片的舆论战场里厮杀出来的，怎会被拘束住？他当即就到东市大毕家的雕梓坊里，自己掏钱把文章各刊印了五十份，堂然于各进奏院前面的木札上张贴，一时间京师内观者如堵，韩愈名声大噪。
这下胡锡晋觉得脸面挂不住了，心想我堂堂集贤院学士，还不如你个河阳乡野地里出来的吗？便又撰文反驳，谁想他刚写了一篇，韩愈就写了三篇，他搜肠刮肚写了两篇，转眼间韩愈就写出六篇来，而且一篇比一篇精彩，一篇比一篇凌厉。
最后京师内一些反佛的士人，开始当街焚烧《长安邸报》，表示对胡大舵的蔑视。
胡没辙，就跑到待制院内哭诉，说皇帝要迎佛骨，韩愈则公然叫骂，骂的是老胡我，可实则是在指斥驾舆啊！
皇帝在禁内听到此事，心想：朕原本就是和高三串联好的，你偏偏窜出来展现你望风使舵的本领，你们这些耍笔杆子的，为了邀功媚上，见风就是雨，除去添乱还能起到什么作用，以后能不能别妄议朝政，妄议大臣？
愤恨下，皇帝直接说，胡锡晋扰乱舆论，难辞其咎，罚半年的俸料钱；韩愈则不要再于京师逗留，速速去长泽县赴你的任去。
得到此处理的胡锡晋同样愤恨难平，他不敢去找高岳麻烦，便找人脉，纠集一批信佛的神威军子弟，在白昼时就爬上韩愈所住邸舍的墙头，叫骂恫吓，还往韩愈的门前扔石块，扔死羊头，上面还贴着纸条，说是“韩愈之首”。
韩愈便去找高岳主持公道。
“居然敢如此对退之？”宣平坊甲第里的高岳很生气，第二天便单人骑着大厘雪，在韩愈的邸舍门前绕了两圈，接着用云浮剑在地面上划出一道痕来，说何人敢越线犯韩退之，我必用此剑斩杀之。
吓得神威军屁滚尿流。
“此不是用箭射过神舆的高三郎吗？”
“这高三还斩杀过拦住他马头的神策槐林兵，谁敢招惹？”
顿时，神威子弟走鸟兽散，再也不敢来骚扰韩愈。
韩愈感激涕零，临行前便给远在兴元的薛涛写去封信，在里面提及此事，并且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高汲公、郑越州和陆门郎，便是我的伯乐，我这匹骏马以后便供这三位不世出的伟男子驱使，任劳任怨，纵使累死也无憾。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