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什么真的韩山佐，该如何应对？”剑南进奏院的刘辟有些恐慌。
“什么韩山佐，不过是韦皋、高岳和杜佑这三位，好，恰好剑南幕府判官刘辟，扬州大都督府司马顾秀，还有岭南五管判官郑元先前因献什么符瑞，而今还都在京师内，便可代替各自节度使，于曲江和柳子论衡，不用在朕的面前乔模乔样的。”延英殿内，皇帝也是打出个巨大无比的炮丸。
宰相们也装聋作哑不下去，便飞堂牒给京兆尹李充，让其安排在曲江的“郡县、封建论衡大会”。
结果临开战，顾秀忽然推脱染病，无法成行。
韩山佐顿时只剩个韩佐。
皇帝暗自认为得矣，看来高岳还是退缩了。
而少阳院内，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和刘禹锡同样在积极筹备。
最终刘禹锡定下三策：
上策，直接将对方的封建论给驳倒，然后谴责杜佑（即使杜佑是自己的偶像），顺势让朝廷正式择选安南都护前往交趾，以示神器不可侮慢；
中策，承认杜佑对张舟的任命，但推阻三大方镇封建的势头，而后从长计议，将神策军慢慢收缩回京师来；
下策，万一（柳宗元很有自信，说没有万一）论衡失利，那就将错就错，韦皋、高岳和杜佑不是想封建吗？那索性把一大批十王宅的借机都分封出去，和他们杂处，分割他们的方镇土地，逼迫他们退缩。
深秋时节的曲江，已远不如春夏时热闹，可听说最近的国是舆论大争即将在此召开，圣主和太子都会驾临南面的落霞亭，而宰相们会聚集于旁侧的尚书省亭子，京师内的士子、官僚、商贾、娼妓还是如云如霞云集，他们大多呆在杏园和慈恩寺左近，准备远观柳宗元和韩山佐辩战的风采。
足足三十顷的曲江水面，秋波明净，水波微兴，红色的水草铺在湖浒间，亭子、楼阁、寺观、彩棚间，都是攒动的人头。
皇帝的车驾自夹城而来，直抵紫云楼下。
羽林仪仗队伍里，步行前往落霞亭的皇帝，忽然在跪拜的百姓群里望到个见过面的人。
“宋五，是你否？”皇帝停下脚步，忽然发问说。
那人身上像是被电流过般，抬起满是皱纹的额头，遥遥看到皇帝，不由得惊得长大嘴巴，手都抖动不已。
这个人居然是皇帝？
而他身后穿着彩色礼衣的美妇人，相貌依稀也有印象——不正是当初伴在皇帝身边的那俊俏少年？
“西明寺匆匆一面，迄今也有二十载了。”皇帝喟叹不已。
宋五，正是当初寄寓在西明寺里的举子宋济。
而今的宋济，已然须发皓白。
皇帝头上的白发也非常之多。
可两人的相貌尚未大变，故而还能互相回忆起来。
“是，是！”宋济恍若梦中，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神威子弟的长戟交叉，把他挡在了皇帝的外面。
“来此何为？”
“听大手笔河东柳子厚，与韩山佐的论辩，希冀来年策问会用到。”
皇帝默然，接着哑着嗓子问，“二十载，足足二十载，宋五尚未文场奏凯？”
宋济脸上顿时浮现出既羞愧又执拗的神色来，便开始叩首，并不回答。
“人生宛若行走山川天地，非止一途，何须白袍子纷纷然呢？”皇帝叹息不已。
宋济想了下，就回答说：“大概由緋袍子、紫袍子纷纷化使然也。”
听到这，皇帝愣了下，然后苦笑起来，“宋五真的是大坦率人。”
“为人可坦率，作赋不可坦率。”宋济呆头呆脑地回答，引得周围人哄笑起来。
皇帝却笑不出，自己和这个宋五，是否有雷同处呢......
落霞亭和尚书省亭子间，柳宗元和刘辟、郑元相对而坐，中间隔着个香案，而两处亭子内，分别坐着皇帝、太子、公主还有皇太孙，对面则是数位宰相。
刘辟用眼神示意，于是岭南判官郑云率先站起来，朗声说到：
“本朝太宗皇帝有帝范，在其中‘建亲’一条中，明确提及——六合旷道，大宝重任。旷道不可偏制，故与人共理之；重任不可独居，故与人共守之。是以封建亲戚，以为藩卫，安危同力，盛衰一心。远近相持，亲疏两用。不知柳子对太宗皇帝的遗训有何见解，请益。”
柳宗元也站起自己瘦削的身躯，回答道：“太宗皇帝何以有此想法？”
郑元说：“帝范里说得很清楚，昔周之兴也，割裂山河，分王宗族。内有晋郑之辅，外有鲁卫之虞。故卜祚灵长，历年数百。秦之季也，弃淳于之策，纳李斯之谋。不亲其亲，独智其智，颠覆莫恃，二世而亡。斯岂非枝叶扶疏，则根柢难拔；股肱既殒，则心腹无依者哉！”
柳宗元便淡笑起来，“郑大夫岂可不引述完整？太宗皇帝明明还说，汉祖初定关中，戒亡秦之失策，广封懿亲，过于古制。大则专都偶国，小则跨郡连州。末大则危，尾大难掉。六王怀叛逆之志，七国受鈇钺之诛。此皆地广兵强积势之所致也。如今剑南横跨五十州，岭南坐拥五管，淮扬居要害州郡足有十一，我唐并无秦制之失，却有汉制之虞，大夫不忧七王之乱，却惧如秦而亡，岂非缘木求鱼？”
“......”郑元语塞。
于是柳宗元便又说：“我唐太宗皇帝之所以会有封建的念头，也不过是想求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可是如此做到底有无益处呢？便看燕贼作乱时便足以明了，玄宗皇帝播迁蜀地，曾命诸皇子出阁封建，希望的是让诸王分守重镇，随后合兵一处，平定中原，然而转瞬便有永王李璘作乱，所谓匈奴未灭而却连兵内地是也。近者又有河朔等大镇，虽号为藩道，然则自辟官署，自养甲兵，不奉中央，分裂割据，一域之内，形如秦越。此刻正是要百姓沾染王化春雨，充实京师府藏，厉兵秣马，再造华夏的时机。而大夫在此鼓摇封建之论，岂不闻圣人举事，贵在相时，时或未可，理资通变，此等迂腐不通之说，只可为割据张目，是绝对不达时变的。”
郑元即刻汗如雨下，语言都错乱起来，只知搬一些孔融的“五等之论”，或曹冏的“三代之制”，引得落霞亭内笑声一片。
尚书省亭子里，几位宰相交头接耳，“郑元不抵事，败矣。”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