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河北人民有条件种稻，却不种稻的的现实，朱皇帝一开始也是颇为惊讶。据他所知，水稻的产量可比小麦之类的东西高多了。
与徐光启聊过，翻看了一些旧档案之后，他才明白，这个事原因还真有点复杂。
在畿辅之地开发水利，乃至种稻的呼声，从很早之前就有了，不少有识之士都希望减少京师对东南漕粮依赖。毕竟从江南运一石粮食到北方，路上就要消耗不少，能在北直隶种田，对国家无疑有大大的好处。
不过穷得很的大明朝廷，当然不肯花钱把田开出来卖给士绅做一锤子买卖，一开始准备搞的都是军屯或者官田模式。北方士绅们当然清楚军屯官田从长期看，必定都是搞不好的，这些新开的田地最终必然被权贵占据。到了那时朝廷发现屯田收入也没有了，漕粮又减少了，最后必然要加他们的税，所以都强烈反对这个事，每一次都把朝廷准备在北直隶开发水利的事给搅黄。
不止如此，由于京师庞大的脱产人口存在，对燃料的需求极大，京师多年的消耗早就把北直隶许多山头都砍秃了，这会北直森林覆盖率还不如开发力度极高的近现代，柴薪在当下并不便宜，一片荒地不怎么打理就能有不错的收益，所以北直不少荒地都被宦官和勋戚们圈占。要动他们的地，他们当然强烈反对。
徐光启就对这个事尤为忌惮，只说了在北直搞屯田为西北人所忌，当时甚至不肯多谈。
除开来自官僚权贵的阻力之外，北方在北宋以来的长期战乱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人口大量南迁，进入明代后又有了修建长城等大型国防工程的影响，使得北方人民背负上了沉重的劳役，再加上黄河洪水泛滥，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造成宋代以来经济重心南移之后，北方地区既失去了劳动人口的数量优势，在人口质量方面也严重下降，到了当下这会已经是表现得极为明显。
当下的很多士大夫都认为，北方人文化水平落后，思想观念陈旧，精神萎靡，性情懒惰。
“齐、晋、燕、秦之地，有水去处皆可作水田，但北人懒耳。”
“北之治田也逸，南之治田也劳。彼其以惰心而乘之以逸习，卒而驱之，宜有未从者。然彼之卤莽而耕，亦卤莽而获，所入固微也。以南之劳，治北之田，则一亩之入，倍于数亩，而旱潦可以无忧。”
那会他随便翻了翻一些资料，就发现，大明士大夫几乎是众口一词，愤恨不已地在指责北方人懒惰苟且，拙笨愚昧，顽冥不化。在翻阅资料的时候，他还发现这类声音在另一时空的清代都没有完全消失。
倒是能深入基层了解情况的徐光启看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他直接就对皇帝讲明了原因：“北方人治田，只是有田者安于故习，租佃力作之人，何尝不劳苦啊！北人劳苦不下南人，淡泊过之而已。”
原来不是佃农懒，而是地主安于故习。地主不改变，佃户当然也没资本去改变。
据朱皇帝最近一段时间从基层方面了解的情况看，南方的士绅里，想尽一切办法大修水利的比例很高，朝廷不修他们自己出资也要修。而北方士绅，大部分都对兴修水利漠不关心，朝廷不修他们大多也不管，大部分人完全是得过且过。
如果是临近黄河洪涝灾害频繁区域还好说，毕竟那些地区水旱无常，投资风险太大，可以理解。可就是没有洪涝灾害的地方，那些士绅地主也对修水利没有兴趣，对田地出产漠不关心。
对于这种现状，朱皇帝认为原因也很简单。
由于长期战乱，精华人口南迁，还被辽金蒙元持续统治北地数百年，不免让北方地区人民的各项素质都大幅度下降。
落后民族汉化的同时，汉族的异化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朱皇帝看来，中国的发展确实是存在自身经济结构上的问题，近代没能跟上西方是大概率事件，落后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蛮族，但这不代表蛮族入侵对国家有好处，为落后民族洗地的那帮人不是蠢就是坏。
对于北方的这种现状，朱皇帝当然十分忧心。大明北方士绅地主相对南方更加反动落后的现实，无疑是加重了小冰河期旱灾造成的损失。
在近段时间朱皇帝一直希望找出清代粮食总产量增长的原因，以解决当下的粮食问题，为此他翻阅了大量的专业论文，最终不止对清代粮食产量增长的原因有了初步的认识，也对如何解决北方问题有了初步的思路。
相比大明，另一时空清代，由于采取了联蒙治汉的国策，北方面临的军事压力不大，并没有什么经常性的国防工程修建，北方也没有那么多的藩王要养，初期又有了雍正的一系列的改革，人民各种负担都比大明小得多，生产积极性要比大明高不少。
除此之外，另一时空清代无论南北，精耕细作的程度都是进一步加深，整体上复种指数大大提高，所养活的人口是靠主粮产量提升解决的。
就拿北方来说，我大清养活增长的人口，很大程度上，所依靠的是冬小麦播种面积的大幅扩大，复种指数提高，两年三熟轮作制度完全确立。
很多人都有的传统观点是，除开引进美洲作物，明清时期中国主粮播种结构变化不大。然而实际上，明清时期中国北方传统主粮播种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山东税粮征收分为夏、秋两季，夏税征麦，秋粮征粟。一直到了嘉靖朝，山东280余万石税粮中，夏税麦85万余石，秋粮收粟却还是有近200万石。当下冬小麦的种植比之嘉靖朝是有所扩大，但粟也就是小米的种植依旧在北方占有非常大的比例。
根据另一时空农业专家的估计，清代冬小麦成为了山东等北方地区主要粮食作物，并同时带动着夏播大豆复种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复种指数，大幅度地提升了粮食产量。
北方冬小麦种植比例的扩大，在大明是个缓慢的进程。不过在进入小冰河期之后，便有了快速的提升，因为适度的低温，与冬小麦产量提升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另一时空满清，经历了雍正的多项改革后，在相对大明更宽松的制度下，人口快速增长，在人口的压力下，北方也不得不提高复种指数，以求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更多的产出，冬小麦随之彻底成为北方主流作物。
以当下大明的组织执行能力，要改变北方人的耕作习惯，暂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要挽救衰落无比，甚至即将崩溃的大明北方地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显然还是政权本身。
解决了政权的问题之后，通过经济和技术等各种手段，加大对冬小麦种植的扶持，以加速耕作制度变革，无疑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北方的粮食问题。
这种把精耕细作极限化了的耕作模式，也只是在提升产量，它不能代表先进。这种纯粹的劳动密集型集约化农业发展道路，必然会伴随着劳动力投入的边际产出递减，农业劳动力生产效率降低，会让单位农业人口可养活的非农人口下降，最终降低城镇化率和农业产品的商品化率，满清制度上比大明对百姓是更好一点，但暴增的人口和内卷化的农业却是让其事实上离近代化更远。
朱皇帝认为，中国古代发展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人口压力下不得不在有限的土地上不断追求产量，最终导致农业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大幅度降低。
唐代之后，由于大的技术革新不多，这种产量的提升就没有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升，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在边际收益递减的铁律下，只会呈现下降的趋势，正如提出农业内卷化这个概念的学者所说的，这只是种没有发展的增长。
中国农业遇到的这种也被称为“过密化”的现实下，不止让农业发展缓慢，同样拖累了工业发展。过多的劳动力供给拉低了劳动力价格，而原始的水力机械在人力面前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优势，人力过于便宜工坊主就不会使用水力机械，这样的现实下，手工业并没有发展水力机械的动力，部分产业甚至会逆向淘汰水力机械，会导致工业在起步阶段就没有足够的技术积累，使得工业发展艰难无比。
越是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例高的地方，内卷化现象导致的问题就越严重。作为一个城镇化率可能不足8%的农业国，大明的农业长期只有“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也是大明发展停滞，儒家成为一潭死水的根本原因。
走上我大清的老路，把精耕细作的农业极限化，是有使得大明的农业变得更加落后的趋势。不过在朱皇帝看来，在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面前，发展是不值得一提的。当下挽救更多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事，保存的人口越多，挺过这一波的小冰河期后，大明就有资本去占领更多的地盘，华夏文明的未来才会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