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王司马乂（275－304），字士度，晋武帝司马炎第六子，是晋惠帝司马衷和楚王司马玮的弟弟，CD王司马颖的哥哥。在西晋皇族宗室当中，司马乂的能力和素质可谓是比较出色的。《晋书·长沙王传》记载他“身长七尺五寸，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
在晋武帝驾崩、司马玮入朝临丧时，因为司马玮身份尊贵，且为贾皇后所召，威势极隆，诸侯百官都在城南的道路上跪拜迎接，只有司马乂不为所动，坚持在武帝陵墓守丧，这被认为是知礼、守节的表现。司马乂的这一做法在当时受到人们的高度赞誉。
司马玮起兵攻杀司马亮和卫瓘的时候，司马乂年仅十六岁，已能统率禁军镇守东掖门，在司马玮准备再起兵攻贾后的时候，张华等遣人持驺虞幡解兵，司马乂投弓流涕曰：“我以为楚王是奉旨行事，才跟着他起兵，谁知道他竟是假传圣旨！（楚王被诏，是以从之，安知其非！）”投弓，说明司马乂恪守法度，流涕，说明他情义犹存，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能做到既守法又重义，确实难得。
司马玮败死之后，司马乂因和司马玮同母，受到牵连，被贬为常山王（其实也不算贬，常山和长沙一样都是三万户的大城市，只是在建制规格上，长沙是“国”，而常山是“郡”而已），不能留在洛阳，只能到常山赴任。
在司马冏起兵讨伐司马伦的时候，司马乂率本郡兵马响应，发兵南下，经过赵国，这是司马伦的旧封地，赵国所在的房子县的县令是司马伦的死党，悍然抗拒司马乂的“义军”，被司马乂攻杀。来到邺城，司马乂不与CD王司马颖争当头，而是自愿成为司马颖的“后系”。常山内史程恢对司马乂的这一做法不满，起了贰心，被司马乂果断斩杀。
得胜进入洛阳后，司马乂倡义有大功，被封为抚军大将军，领左军将军。不久，迁为骠骑将军、开府，恢复长沙国，改封长沙王。
齐王司马冏在洛阳的专权，引起了司马乂、司马颖两兄弟的不满。在他们看来，司马冏作为曾与晋武帝竞争皇位的司马攸的儿子，本来是无缘于大权的，天下是武帝的基业，理应由武帝子孙、也就是他们这一班兄弟执掌。在祭拜武帝陵的时候，司马乂对司马颖说：“天下者，先帝之业也，王宜维之。”司马乂是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地对司马颖说的，这话意味着司马乂公然表示要夺司马冏的权，旁边的人听了都被吓得面如土色。
但司马颖手下有一些较有远见的智囊，例如卢志、王彦、陆机等，他们虽然也希望司马颖掌权，但并不急于成事，而是劝司马颖暂时让出中枢权力，回到邺城，避开风口浪尖，收罗人望，伺机而动。司马乂没有离开洛阳，因为他的封地长沙离京畿太远，生怕一旦离开就再也无法重拾大权，而他正准备收拾司马冏，整顿朝纲呢。不论如何，以司马乂的身份，既然选择留在洛阳，就注定要成为下一轮斗争的焦点。
因此，河间王司马颙起兵传檄讨伐司马冏时，司马颙故意公开号召司马乂在洛阳城内起兵，目的是让司马冏和司马乂相争，因为司马乂已经公开与司马冏决裂对抗，两人已经处于势不两立的境地，而司马乂兵少，二王相争，司马乂必然被司马冏所杀，司马颙就可以以此为借口，号召天下州郡兵马，名正言顺地进攻洛阳，然后废帝，立CD王司马颖为帝，司马颙自己则为宰相，便可掌握大权，专制天下。
然而，司马乂并非易与之辈。他得到消息后，率领着左右百余人，乘车抢先入宫，奉天子，闭诸门，到处放火虚张声势、制造混乱，同时反客为主，积极向司马冏发动进攻。二王相攻三日，已失去人心的司马冏形势渐渐不利。司马冏手下的大司马长史赵渊一看苗头不对，乘机杀掉司马冏手下大将何勖（何勖早年为司马亮亲信，曾劝司马亮起兵讨杨骏，后又随司马冏首倡义军，此时任禁军最高指挥官中领军），生擒司马冏献给司马乂。
司马冏被杀，司马乂顿为朝廷之主。经过历次战乱，司马乂已能感觉到执政之位的危险性，他采取了一些较为谦虚的措施，凡事皆遣人到邺城征求司马颖的意见，以此来增加自己所作决策的说服力，表示自己没有专权震主。但这并不能让司马颖满意，为取得最高权力，司马颖早已抛弃了兄弟之情，与司马颙联手，必欲除司马乂而后快。
当然，更为不满的是司马颙，他计谋落空，丧失了发兵的名义，于是又生一计，借李含被征为河南尹的机会，让李含到洛阳联系侍中冯荪、中书令卞粹，准备谋杀司马乂。但李含的仇人皇甫商此时已投靠司马乂，他时刻关注着李含的动向，很快就发现了李含的阴谋，遂向司马乂告密，司马乂发兵收捕，一举杀掉了李含等人。
李含被杀，司马乂与司马颖、司马颙之间表面的合作关系也宣告破裂。司马颖、司马颙同时起兵杀向洛阳。司马颙以大将张方为都督，率精兵七万，出函谷关，东进洛阳。司马颖则亲自率领邺城镇兵屯朝歌，以平原内史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督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中护军石超等二十余万之众，南下洛阳。
司马乂自幼领兵，晓畅军事，在打仗方面，他自然不肯示弱。他下诏自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奉晋惠帝亲率六军出城迎战。司马乂分析形势，认为北面的司马颖是主力，于是奉晋惠帝屯兵洛阳北部的河阳桥，阻北兵入城，另遣皇甫商帅万人拒张方。司马乂与司马颖派出的陆机等诸将战于建春门，司马乂部将王瑚率数千骑兵，系戟于马，在阵前发动突击，大败司马颖的将军马咸。而陆机是吴人，以客将为都督，根本无法有效地指挥王粹、石超等河北兵将，马咸一败，诸军大乱，陆机不能制止，只得退往七里涧，一路上死者如积，涧水为之不流。
皇甫商的万余人却不是张方的对手，一战即败，张方一度攻入洛阳城内大掠，死者无计。司马乂在北面得胜之后，又奉晋惠帝回兵西面来战张方。在那个时代，皇帝的符号还是很有威力的，张方的士兵远远望见晋惠帝仪仗整肃的乘舆，十分害怕，顿无战心，纷纷退走。张方虽残暴嗜杀，也无法控制局面，只好退兵，不战而亡五千余人。但张方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深知出其不意的兵法要领，他在兵败之后不退反进，逼至洛阳仅七里处，筑起营垒数重，又从物资丰盛的关中运来谷禀粮草，形成长期围城之势，司马乂没想到张方会有这样一手，仓促出战突围，不胜，战局遂陷入僵持。
此时，洛阳城内的朝臣们商议，认为司马乂与司马颖是亲兄弟，可以黄河为界，分陕而居，CD王居邺在北，长沙王居宛在南，二王同心，夹辅朝廷。司马乂毕竟兵力少，希望和解，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司马乂遣中书令王衍前往游说司马颖退兵，并写信给司马颖，称“卿宜还镇，以宁四海，令宗族无羞，子孙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复遣书。”这封信虽然说的是和解退兵，但口气还是很强硬，甚至带有威胁嘲讽的口吻。
司马颖也不示弱，他回信给司马乂说：“今武士百万，良将锐猛，要当与兄整顿海内。若能从太尉（指司马颙）之命，斩商等首，投戈退让，自求多福，颖亦自归鄴都，与兄同之。奉览来告，缅然慷慨。慎哉大兄，深思进退也！”司马颖要求司马乂先将皇甫商等人斩首，然后解除武装，“投戈退让”，才能罢兵。这些条件是司马乂不能答应的，和解破裂。走至这一步，就只有生与死才能解开两兄弟之间的心结了。
司马颖纠集余兵与司马乂再战，双方死伤十余万，但河北毕竟兵力强盛，后援继至，而司马乂却只有洛阳一座孤城，加上张方采取围城之势，洛阳城内，粮食日窘。但司马乂打仗很了得，在物资不足的情况下，仍然多次战胜河北、关中联军，斩获甚多，再加上司马乂平时优待将士，很得军心，部队情绪稳定，没有发生变乱。而且，司马乂在最危急的时刻也没有对朝廷失礼，该供给晋惠帝的待遇一概不缺，这一点也让他收得不少朝臣之心。以至于张方都感到克城无望，已打算撤兵回长安。
但以东海王司马越为首的一群宗室看到司马乂兵力太少、难成气候，早已打起将司马乂出卖以换取政治利益的算盘。司马越收买了在殿中宿卫的禁军将领，在一天夜里突然将司马乂收捕起来，司马越则入宫上奏，下诏罢免了司马乂的一应官职，关押于金墉城。同时开城迎司马颖、张方入城。本来，司马乂的部将们看到洛阳将破，才倒向司马越的，开城之后，他们看到司马颖、张方的部队其实也是濒临崩溃的残兵败将，没有想像的那么强，一下子后悔起来，那些禁军将领，又开始谋划将司马乂劫出，与司马颖、张方再战。
司马越当然害怕司马乂再出，他想杀掉司马乂，但手里无兵，又怕被人议论，就想出一条借刀杀人的计策，他派人把司马乂被囚禁在金墉城的消息告诉张方，张方果然到金墉城把司马乂抓走，带到营中活活烧死。
司马乂掌权之始，洛阳城内外就有童谣传称：“草木萌芽杀长沙。”司马乂于太安二年（303年）七月杀齐王司马冏而掌权，童谣的意思是说司马乂掌权到明年春天草木萌芽的时候就会被杀。果然，司马乂于次年正月二十五日被捕，二十七日遇害，全如童谣所言。
在八王之乱的八王之中，论个人素质，司马乂应该是最好的。他知兵法，懂军事，能打仗，又没有野心，重义守节，但在司马颖、司马颙两个野心家的夹击之下，司马乂无法掌控局面，他所能起到的作用，实际上也只是和司马颖、司马颙一样徒增国家的混乱而已，所以仍要忝于八王之列，背上万世恶名。难怪《晋书》哀叹：“长沙奉国，始终靡慝；功亏一篑，奄罹残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