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将制片人称为监制，实际上是不对的，电影监制与制片人有着本质区别。
制片人多负责决定演员及导演人选，筹集资金，管理整个电影创作团队。制片人通常熟知市场信息，擅于市场推广。
电影监制则受命于制片人或是制片公司法人，主要负责编排出影片的拍摄计划，控制总预算，代表制片人监督导演的工作以及经费支出，并协助导演安排各项琐碎事务等。
08年这个时间段，最有名的两个监制应该就是徐老怪和还在华壹的陈国夫了。
徐老怪不用多说，掌控欲极其强烈，导致他和吴白鸽决裂，气的胡金泉撂挑子不干，而程晓东的《倩女幽魂》相信也没多少人认为是他的作品吧？
相对来说陈国夫就要柔和的多，他会根据导演的能力决定是否频繁插手，比如遇到小钢炮这样的导演，他就会尽量不插手导演的事务，当然如果是高夋书这样的二把刀，那他也不会客气，要不为何同样是高夋书的作品，《风声》和《西风烈》之间差距如此之大？答案很明显，两者之间差了一个陈国夫而已。
总的来说，樊致远是一个掌控欲比较强烈的导演，但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在喜剧电影方面的天赋着实有限，《仲夏500天》能够成功，大体上还是因为自己当时有着大致的感情经历而已。
而《忌日快乐》虽然也有搞笑元素在里面，但本质上还是一部恐怖惊悚电影。
《劫持》就更不必说了，那冷峻的画面，快速凌厉的剪辑，如果这些出现在喜剧电影里，那么想都不用想，票房绝对完蛋。
因此樊致远给自己定下的任务很简单，尽力保证好徐山争的后勤工作，同时把每一分钱用在刀刃上。
“山争哥，你这头发是什么时候没有的？”电影里李成功是有头发的，所以必须给徐山争弄一顶假发，樊致远在他试戴的时候，终于忍不住自己体内熊熊燃烧的八卦之火。
徐山争很无奈地回敬了樊致远一个白眼，傲娇地说：“你要知道，当初我可是做过发行模特的人！”
看来上天对人是公平的，享得了什么福，就遭得了什么罪，樊致远暗暗心想。
前世《人在囧途》当然也很好，只可惜是在暑期档上映的，同时三鹿的三聚氰胺事件也过去有一段事件了，热度稍稍有些退却。
这一世，樊致远他们开机的同时，刚好是三聚氰胺事件民怨沸腾最激烈的时候，未来卡着春运的时期上映也是事先就设想好的，只要电影保持前世的水准，票房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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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致远等人忙碌的同时，万众瞩目的北平奥运会隆重开幕，整届奥运会举办的如何我们暂且不提，但通过这次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华夏的发展进入新的时期却是不争的事实。
08年以前，华夏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虽然经济不断发展，但是并不被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和尊重，这次的奥运会可以说是华夏面向全世界的一次公关活动。
事实上在此之后华夏和世界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华夏成为一个有知名度并有一定美誉度的热门话题，这个公关活动的收效明显达成。
同时在奥运会举办之前，虽然说华夏一直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也在之前加入世贸等，但华夏一直在闷头搞建设，参与国际事务有限，更无从谈起后世华夏经常挂在嘴边的“大国地位”和“大国责任”的话题了。
08年奥运会获得的隐性国家形象和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助推华夏国际影响力的背后力量。
不可否认，我们记住历史，往往是历史中那些重大的事件。
而08年奥运会恰如其分地出现在了这个历史节点上，它让数十亿人为之鼓舞，她也让十几亿华夏人为之心跳。
这一年，经历过的人都不会忘记，青藏3-14带来的伤痛，文川大地震让大半个华夏都在震动，圣火传递也是状况频出，我们有些焦虑、挫败、自责、甚至是自我否定；我们暴露出的成绩和问题都那么深刻而突出。
一切将要恢复的时候，奥运会带着一种强大的坚强和自信，壮丽地给我们自己鼓足了勇气，也勇敢地向世界表达了坚毅。
08年奥运会之前，我们虽然有过很多大型活动的组织经验，但是这些都太有“华夏特色”，并不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
而如果细心观察就会发现08年后，我们的公众活动和救灾工作也开始越来越有条不紊，从视觉形象的规范，到设施装备的完善，从人员的配备，到组织和管理，已经越来越开始显现出专业国家的气质；对于事件的透明、及时、公开的报道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而这些，都是交了学费，经历了之后获得的巨大收获和能力；而08年奥运会就是这个改变开始的里程碑。
不能否认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华夏都是一个强调集体主义和集体意志的国家。
08年BJ奥运会，将华夏集体意志的优势和发展成果得到了集中的强烈的释放，而在喧哗落幕之后，集体主义的华夏和华夏人民开始从更高层次上审视自己和世界，个人意志开始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国家事务决策的民主更加健全，决策过程和结果更为每个人所关注和重视；人民不只希望看到“国家”作为一个集体的成果，也更加渴望分享实实在在可感知的个人的果实。
北平奥组委在奥运会后感叹道，办了一次奥运会后，才能真正明白什么地方花钱多了，什么地方花钱少了。
奥运会，让我们知道了奥运是什么；奥运会，让我们目睹了集体智慧的释放；让我们不再对它感到神秘和向往，我们也证明了举国之力也可以办得如何“无语伦比”让世界惊诧。
而在经历了集体意志和财富的释放后，华夏人也开始有了大国公民的更多理性思考，开始关注国家之于个人的价值和意义，开始注重投入产出比，开始更加关心集体与个人的关系。
正如有人说的那样：“奥运会有什么稀罕，我只要过得好就行”，这不能不说，是经历了热闹的释放后，才会有的理性和平静，而这才是奥运会最大的收获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