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最后，北宋灭亡，建炎南渡，宋高宗赵构侥幸逃脱，建立南宋，一路南逃，留守东京汴梁的宗泽依旧上奏给他说。
“已修正御街御廊护道杈子，平整南薰门一带御路”，并一再吁请他还都抗金。
但胆小懦弱的赵构却对此置若罔闻，决心偏安江南，改杭州为临安府，名为临时性行在，实为永久性都城，也在临安城里修起了大内与御街，坐视开封御街沦陷敌手。
顺便插句题外话，据某些野史记载，宋高宗赵构之所以不负少年时的雄心壮志，是因为在南逃的过程中，与女人在做羞羞的事情时，金人忽然追杀而至，吓得直接阳痿了，丧失了生育能力。
所以才一直无后，失去了进取之心，早早的就传位给了养子赵昚，也就是宋孝宗，自称太上皇帝，开始安心享乐。
而比起汴梁来，南宋临安的御街就要更显得更加的奢华与繁荣了。
因为南宋的皇城坐落在凤凰山上，京城主体在大内北面，故而出大内北正门和宁门是一条由南向北的御街。
过朝天门，御街向西略有个小转折，随即再折向北，过万岁桥再折向西，直到景灵宫为止。
据《咸淳临安志》记载，整条御街长一万三千五百余尺，“旧铺以石”，纵横共用石板三万五千三百多块。
其中六部桥路口至太庙北这一路段，每遇大礼，都要特别整治。
到了咸淳七年(1271)，御街其他路段因“岁久弗治”，临安知府潜说友主持大修工程，更换了将近二万块阙坏的路板，使“跸道坦平，走毂结轸，若流水行地上”。
御街上举行的最隆重仪式，要算三年一次的明堂大典。
在车马仪仗队中，大象依旧是万众瞩目的明星，走到太庙前，它仍会拜舞如仪，“其如鸣诺之势”，“御街观者如堵”。
每逢这年，皇帝还要率百官前往景灵宫行恭谢之礼。
这时，除了皇帝不簪花，文武百官们与教坊仪仗队按身份与等级，都要在帽沿上簪戴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朱翠花朵。
礼毕归来时，络绎不绝的恭谢队伍远望如锦，其壮观景象正如姜夔的诗所说:
万数簪花满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
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
而这时的御街上，争着一睹“天颜”的看客自然不会少，正如当时另一首诗描写的那样:
士庶重重间绮罗，霁光熏作小春和。
御街两行瞻天表，比似前回人更多。
从和宁门到朝天门，御街左侧先后有六部、三省、玉牒所、太庙与五府等建筑，右侧则有惠民药局与大佛寺等。
过了宰执办公的五府，才略有少数的厢坊与店铺，比较著名的有尹家文字铺与朱家裱褙铺。
而一过朝天门，御街就进入了密集的商住区，绵延直到万岁桥，各色各样吃穿用玩的商铺挨挨挤挤，一家连着一家。
其中有中和楼、和乐楼、和丰楼等著名酒楼，还有中瓦、右瓦那样的游艺场所。
据《贵耳录》说，位于御街中段的中瓦更是京城最大的娱乐中心，“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术士皆聚焉”，在那里一展身手。
《图绘宝鉴》说到理宗朝有个叫李东的画家，经常在御街上出卖自己所画的《村田乐》、《常酣图》等作品，艺术水准虽不太高，“仅可娱俗眼”，却也许是后来一般民众所欢迎的风俗年画的滥觞。
每天一听到晨钟，御街上的吃食店就张罗开了早市的点心，六部前的丁香馄饨是遐迩闻名的小吃，其味“精细尤佳”。
和宁门朱红杈子前的买卖也十分红火，满街满市都是高档菜蔬、时令水果和生猛海鲜，构成了这里交易的最大特色。
南宋对御街实行的是开放式管理，连大内正门前都允许设立早市，似乎比北宋更具市场化与人性化。
临安御街的路况虽然好于东京御街，但街面比较狭窄，商店住家又相当密集，砖木建筑容易引发火灾。
例如嘉泰四年(1204)，粮料院失火，很快蔓延到太庙南墙外。
太庙是社稷的象征，大臣韩侂胄指挥军兵拼死扑火，才总算安然无恙。
但火舌已蹿到正对御街的和宁门外，焚毁了隔离闲杂人等的杈子门，连和宁门上的螭吻也着了火，幸亏救火员登梯用短斧击落了螭吻，才未殃及城门。
这场火灾，御街南段的损失难以估量。
再例如绍定元年(1228)，御街最繁华的商业区失火，使中瓦与数以千计的商住建筑成为一片废墟，当时有“锦城佳丽地，红尘瓦砾场”的说法。
但不久，御街就建起了新的中瓦与商铺，迎来了新的商机。
包括东京汴梁也一样，绝大多数建筑都是砖木结构，在整个北宋时期共经历了40多次特大火灾，因此消防是当时朝野最关注的严峻问题。
当时汴梁城内的防火措施是非常严密，到处都设有一座望火楼，配备有专门观测的火警。
楼下有被称为“潜火兵”的军队驻守，专司消防。
而每逢中秋与元宵，满御街流动着喜气洋洋的人潮，这也是街上商铺大发利市的最佳时机。
据《武林旧事》说，一到中秋节，御街店肆就陈列出诸如绒线、密煎、香料等货物，向路人夸多说好，谓之“歇眼”。
所谓歇眼，大概就是留住顾客眼球的意思。入夜，御街“灯烛华灿”，买卖“竟夕乃止”。刘辰翁有一首《忆江南》:
梧桐子，看到月西楼。
醋酽橙黄分蟹壳，麝香荷叶剥鸡头。人在御街游。
意思是在中秋的明月下，坐在御街的食铺上蘸着香醋和橙汁，品尝大闸蟹，然后用清香的荷叶托着一捧菱芡，边走边剥着吃，写出了普通人逛御街的闲情逸致。
元宵节前后要过上五六天，比中秋节更长更热闹，御街上的商贩们推着用金属镶包的花盘架子车，花盘上簇插着闹蛾、灯彩等应景货品，歌叫喧阗，吆喝着买卖。
固定的摊主对伙计也往往“使之吟叫，倍酬其值”。姜夔有诗描写元宵节御街的商卖:
贵客钩帘看御街，帝中珍品一时来。
帘前花架无行路，不得金钱不肯回。
甚至夜阑更深，还有人提着小灯在御街上寻找游人丢失的东西，当时谓之“扫街”。
据《武林旧事》说，这是北宋御街的遗风，而居然“遗钿堕珥，往往得之”。当然，偶尔也会有“雨打上元灯”之类煞风景的事，御街上便是另一番光景，姜夔也有诗说:
正好嬉游天作魔，翠裙无奈雨沾何。
御街暗里无灯火，处处但闻楼上歌。
在当时，逛御街成为到过临安的官宦士民的赏心乐事，就好似现在人们好几年后还津津乐道当年游天安门逛长安街一样。
著名诗人杨万里退居家山以后，就曾恋恋不舍的吟诗道。
“闻说都人竞出嬉，御街箫鼓倍年时。”
此情不仅诚斋有，就是那位刘辰翁，也一往情深回忆说。
“空回首，御街人买南京枣”;“雨枕莺啼，露班烛散，御街人卖花窠。”
在他们看来，御街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而宋末诗人许棐则说“御街车马无行处，谁肯抽身觅退居”，
在这里，御街已经转为滚滚红尘与功名利禄的代名词。
大约就在许棐面对着御街发出感慨以后不久，南宋灭亡。
六十年后，元代词人萨都剌经过杭州，登上吴山，有诗云。
“一代繁华如昨日，御街灯火月纷纷。”
似乎仍能透过历史的烟云，从眼前的灯火，远眺到南宋御街的喧闹与繁盛。
但不管怎么说，两宋一朝，御街都及其繁荣，仅通过对御街资料的查询，就可以得知当时的百姓生活的十分富足，并不是吹嘘。
虽然现在很多人老是贬低宋朝为弱宋，调侃为大怂，没骨气，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它已经力所能及的做到所能做的最好了。
比如，宋朝能够很好地处理与北边游牧民族国家的关系，虽然这种处理经常伴随着赔款。
可这其实恰恰是宋朝政府聪明的地方，因为在处理与自己有地缘政治的国家关系的时候，一味的勇武和一味的退缩都是不可取的，必须要把握好一个度。
宋朝的这个度，就把握得比较好，就拿“澶渊之盟”来说，这次盟约虽然损失了一点儿钱，却换来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其实是相当划算的。
毕竟和庞大的战争成本相比，区区一点赔款成本，那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
再说了，要不损失这一点钱，和他们互市搞贸易的话，北方的游牧民族也活不下去，他们肯定还要继续南征，这样战争会无休止的扩大下去，损失还会更大。
就比如之后的明朝，虽然很有骨气，不和亲不纳贡的，可动则就几十万军民远征，真的好吗？
劳民伤财不说，也并没有根本性的解决问题，毕竟有明一朝，蒙元始终是大患，照样被人家打到北京城来了，差点亡国，皇帝也被俘了。
而且最搞笑的是，大怂和大萌虽然都是亡于外族，但好在大怂还算是有骨气的亡。
毕竟大怂偏安于一隅，兵力并不强盛，而且敌人也太过强大了，蒙元骑兵，上帝之鞭，都打到欧亚去了，周围的国家都亡了，可大怂还在坚持，钓鱼城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还打死个蒙古大汉。
最后崖山之战无力回天，十万军民同少帝一起跳海殉国，又真的怂吗？
毕竟冷兵器时代，蒙古骑兵无法战胜这是谁也无法阻止的，属于军事上的碾压，大怂不能，欧洲的中世纪骑兵也不能，所以才出现了横跨欧亚的蒙元帝国。
可大萌呢，如此强大的一个国家，却被区区清狗鞑子给灭了，要知道当时不管是兵力，装备，还是科技，可都是碾压式的超越啊，都资本主义萌芽了，不得不说是戏剧性。
最后除了一个皇帝上吊表现了点骨气外，其余的大臣呢？头皮太痒水太凉？
当然，这都是无意义之争，只能说是两个国家选择的国策不一样，宋朝的国策就是和平发育，大哥别打我，给钱买平安。
所以不止和辽国，和西夏、金国，以及后来的蒙古，都一样，都是采用这样一种策略，我给你钱，你别打我。
这也很正常，用句今天的流行话语来说就是，能用钱解决的事，根本就不叫事。
更何况，北方的游牧民族就真的那么愿意打仗，喜欢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生活吗？
其实并不是，他们也愿意和平，只不过生存环境恶劣，需要的很多东西都无法自给自足，所以必须要通过其他手段获取，战争只是其中一种。
而如果有除战争以外的其他渠道获取这些生存资源的话，他们也是不愿意打仗的。
其次，宋朝对国内的文人士大夫很好，宋朝不杀文人，不杀上书言事者，提倡言论自由，给文人官员开很高的工资。
这样不仅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大臣，而且让文人士大夫从内心深处对宋朝皇帝感恩戴德。
可以看到，无论是北宋末年，还是南宋末年，宋朝文人士大夫为了保住赵家的血脉，可以说是生死不顾，呕心沥血。
最后甚至有十万人陪着小皇帝跳海，而反观大萌，经常搞株连九族，经常搞文字狱，给官员们开的工资也是史上最低的，这样就完全寒了文人士大夫的心。
所以清朝都还没打过来，光是李自成打过来的时候，那些官员们就都跑了，导致崇祯皇帝最后一个人孤零零地吊死在景山之上，身旁只有一个太监陪着。
这还成了清军入关的旗号，替崇祯报仇，堂堂大萌，最后混的如此凄惨，真是惨啊～
包括农民起义，不管是大怂还是大萌都有农民起义，不过不同的是，大怂的农民起义并不激烈，虽然大怂的农民起义很多，动不动就来个占山为王，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但前文很早就说过了，这些农民起义都没有一个是成了大气候的，因为要知道无论是大汉、大唐还是大明，最终可以说都是被农民起义给推翻的，而宋朝却不是。
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宋朝的老百姓生活得并不是那么苦，他们还有活下去的希望。
中国的农民不是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他们是绝对不会铤而走险去拼命的。
而农民起义如果不拼命的话，那他们绝对不会取得成功。
第二是宋朝对待农民起义领袖，很少有斩尽杀绝的做法。
他们往往采用的方式都是招安，只要软化了农民起义领袖的意志，农民起义自然就干不下去了。
所以很多时候，宋朝的农民起义甚至成了当官的捷径，不是真的造反，就是找个借口要官当。
第三是宋朝的科学文化比较发达，农民们很少迷信，国家在基础教育方面做足了功课，而农民起义要凝聚起来，除了因为他们实在活不下去外，还有一个就是要有邪教来控制灵魂。
比如汉朝的黄巾军，天神下凡，天公将军，明朝的明教白莲教，清朝的太平军等，都是例子。
可宋朝的那么多农民起义，都没有一个是被邪教控制的，农民起义者还比较理性，大家都知道那是封建迷信，当不得真，谁也不信
所以只要最后朝廷招安了，封我个官当当，大家也就互相妥协了，和气生财嘛，自然也就不会再闹事儿了。
不像明朝，封建迷信层出不穷，太祖老人家自己就是搞这一套出生的，而且还抠门，李自成人家本来都想退兵的，只要你封我个王当当，我就依然听你的，不杀你，还帮你出关打清狗，可崇祯真的死脑筋，就是不肯，去上吊都不封王。
由此可见，大怂其实并不怂，只能说比较机智，会做生意，懂得怎样运用最合理以及成本最低的方法，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的硬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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