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就像前文所说，我们由古代封建王朝的和亲，就可以看出古代少数民族封建化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华夏民族渐趋融合的历史必然性。
因为自古以来，华夏民族都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由于地域环境、社会习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迥异，其迈向封建化的历史进程也会有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和制约。
那么先迈入封建化大门的中原民族势必会与后迈入封建化的少数民族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融合甚至是战争。
其较量的实质则是落后的奴隶主贵族制与较为先进的封建君主专制之间的斗争。
其结果必然是少数民族逐渐走上封建化的历史发展道路。
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受到统治者诸于国策、意愿等的影响。
因为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是由若干个民族组合而成的，在我国古代，更是形成了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并存的局面。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政权有先秦时期逐渐兴起的东胡、匈奴、乌孙、乌桓、鲜卑等，隋唐时期的突厥、吐蕃、回纥等。
但是中原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就迈向了封建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以小农经济为主题的农耕文明，而少数民族由于受地缘、气候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仍然处于较为原始的游牧文明形态。
农业文明的封闭性、保守型与游牧文明的侵略性、破坏性之间的矛盾也就必然导致了中原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激烈的冲击和交锋，而这种交锋有时甚至演化为长达数年的战争。
因此如何处理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了中原历代王朝所必须面对的现实性问题。
和亲政策在这种环境下便悄然登上了历史舞台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和亲’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栾氏，而固与范式和亲。”
《周礼.秋官.象胥》载:“掌蛮、夷、闽、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
这里所说的和亲仅仅指的是民族政权之间的修好活动而并未涉及到姻亲关系。
《资治通鉴》云:“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
班固也曾说:“和亲之论，发于刘敬”。
即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刘邦在“白登之围”以后采用谋士刘敬的建议将汉公主嫁给匈奴冒顿单于以缓解匈奴对汉朝的侵略。
近代学者在司马光和班固的影响下大都认为带有姻亲关系的和亲始于西汉终于晚清并且认为和亲可分为三种类型:一、中原民族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二、少数民族之间的和亲;三、同一民族不同政权之间的和亲。
而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仅仅是中原民族政权特别是汉唐时期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并从这一视角去探讨少数民族封建化的历史必然性。
所谓的封建化指的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确立过程，即在封建生产关系主导下各种非封建因素向封建化的转化。
基本内容是土地占有制的封建主义和封建社会两个对立阶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形成。
少数民族政权在迈向封建化的进程中自然免不了血与火的代价和斗争。
而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和亲政策也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
下面就中原民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所处的不同状态分别进行研究。
一、中原民族政权势弱少数民族政权势强时通过和亲政策处理敌对少数民族关系的和亲。
匈奴自先秦时期逐渐兴起经秦将蒙恬的打击向北退却七百余里。
后秦朝被农民起义推翻，接着楚(项羽)汉(刘邦)相争，中原大乱，无力顾及北边。
于是匈奴奴隶主贵族乘机南下，越过长城，重新占领河套和阴山地区，并在阴山设立一个“制作弓矢”的军事工业基地。
此时正是冒顿杀死其父头曼、自立单于之时，匈奴势力最盛，在我国北方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匈奴奴隶制政权。
在西汉初期的六、七十年间匈奴的势力最为强大，“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而汉朝由于战争社会经济凋敝，中央集权尚未确立，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抗匈奴。
为了达到安边和恢复社会经济的目的只得与匈奴冒顿单于和亲，此后历经孝惠、文、景直到武帝一直推行主动的和亲政策。
当奴隶制政权达到顶峰之后必然会经历衰落的过程，通过和亲等手段从中原王朝获得的大量物质财富更加激发了奴隶主贵族的贪欲，自冒顿单于到老上单于再到军臣单于一直到匈奴呼韩邪单于时期，匈奴统治集团对周边各族不断发动战争，掠夺奴隶和财物。
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在愈演愈烈，其奴隶制政治的弊端也逐渐的暴露出来。
武帝即为(公元前140年)以后，汉经过几十年的修身养息国力逐渐增强起来。
《史记.平准书》说:武帝初年，都城及边邑的米仓尽满，府库的财物有余;京师之钱多至不可点校，太仓之粟年久积压，至糜烂不可食;民间的马匹到处成群。
而且“异姓藩王”和“七王之乱”平定以后，汉朝的中央集权大大加强。
汉通过军事的手段解决匈奴威胁的时机也就逐渐成熟。
于是，武帝元狩二年，元狩四年相继对匈奴发动了带决定性的出击，匈奴大败，右地浑邪王率领四万余人投汉，单于及左贤王亦皆败走，河西走廊平定。
匈奴主力不得不退出河套及其以西一带，从此“漠南无王庭”。
东线方面，匈奴也大败，起先受其压迫的乌桓族也与汉朝结盟，这样便断了匈奴的左臂。
同时，汉朝还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大宛，与乌孙和亲，拆散了匈奴在西边的同盟，以切断匈奴的右臂。
经过实行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措施以后，匈奴奴隶主的威胁才基本上解除。
至此到昭帝，匈奴就再也没有对汉发动大规模的侵略的力量了。
史载公元前七四年(昭帝元平元年)，匈奴数侵边境;又联合车师共侵乌孙，乌孙昆弥和公主先后上书求救，于是汉朝组织了五路大军，与乌孙联合，兵员二十万，在公元前七一年(本始三年)发动了规模巨大的反击战。
结果匈奴惨败，从此大为衰落，更加趋向和亲。
匈奴对外战争的失败，给匈奴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而匈奴人民更受到了惨痛灾难。
其次，丢失了大量的适于游牧的地区再加上天灾雨雪(如公元前104、89、71年)，到公元前六八年，匈奴发生了大饥荒，人民及牲畜死者十之六七，社会经济陷入破产，部族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再次，便是属部的瓦解。
许多冒顿单于时期臣服的部族纷纷起来反抗:丁令趁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西域各族也共起向匈奴攻击，庞大的匈奴奴隶主政权一时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
最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因为单于的继位问题，这时也发生了分裂和内讧，发展到公元前五七年，
便出现了“五单于争立”的局面，匈奴内部大乱。
匈奴奴隶主政权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在中原民族政权势弱的情况下汉王朝所采取的和亲政策主要在政治上起到了分化瓦解少数民族政权的作用，在军事上结交军事同盟并致力于削弱敌人的军事力量最后通过武力征伐以图彻底的消灭少数民族政权。
然而，西汉自马邑之战开始与匈奴展开了近三十余年的战争，在此期间汉匈双方都损失惨重，却仅仅是暂时解除了对汉王朝的军事威胁并没有彻底的消灭匈奴奴隶主政权。
尽管没有达到汉王朝预期的效果，但西汉与匈奴战争仍然是一场维护先进的封建制、反对落后的战争，实质上也就是封建制与奴隶制之间的斗争，并最终促进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为少数民族在政治上为实现封建化铺平道路。
由此可见武帝及其以后伴随着和亲对匈奴战争的正义性质和进步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二、中原民族政权势强少数民族政权势弱时通过和亲处理敌对民族关系的和亲。
自汉高祖刘邦至昭、宣帝，特别是经过汉武帝对匈奴的沉重打击之后，汉匈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转发，再加上上文所提到的匈奴内讧即“五单于并立”事件之后，匈奴力量受到了更大的削弱，恰在此时随着影响汉匈双方关系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呼韩邪单于的出现，汉匈之间所处的和亲状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朝由之前所处在的消极主动的和亲变地位成了积极被动的和亲地位，而影响少数民族封建化的最主要方面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公元前五七年，匈奴内讧之后，内部分裂为南北两大匈奴集团，经过一场混战之后以郅支单于为代表的北匈奴打败了以呼韩邪为代表的南匈奴。
呼韩邪遭遇新败，当时的形势十分明显，如不附汉则将遭受两面夹击的危险;若主动归附汉朝则首先可解除汉朝的威胁，并进一步借助汉朝的力量对付郅支单于，徐图恢复。
最终呼韩邪单于的选择是正确的，在汉朝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支持之下，郅支单于兵败被杀，于是与汉对立的匈奴力量最后消灭。
匈奴又复归于统一达一百多年。
得知自己的对手被消灭之后，呼韩邪单于又喜又惧。
喜者，自己的对手已诛，再无后患，惧者，牵制汉朝的异己势力已经被消灭，而汉朝势强，自己有可能因得罪其而被诛灭如郅支。
再三衡量之后，呼韩邪单于决定主动与汉结为和亲之国，公元前三三年(汉元帝竟宁元年)春他入朝向元帝请婚，汉元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将“良家子”王昭君嫁于他。
呼韩邪单于大喜，号昭君为“宁胡阏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昭君出塞。
呼韩邪单于附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汉匈两族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
汉匈经过此次和亲之后，更加密切了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
直到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汉匈一直和平相处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而汉朝的决策也通过和亲公主对匈奴上层贵族集团的影响而具体推行下去。
和平、安定的环境有利于南匈奴社会生产的社会发展，同时南匈奴从入塞开始，不仅分布于边缘诸郡，而且与汉人错居《晋书.北狄匈奴传》载:“匈奴五千余部，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
这些经常与汉人接触的南匈奴人自然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强烈影响，他们的社会组织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此同时，汉匈的“关市交易”更加促进了汉匈经济的交流和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由张骞出使西域所开辟的丝绸之路，以及草原丝绸之路在向西域各族传播的明也进一步的促进了少数民族由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型，从而促进少数民族逐渐摆脱了经济落后的局面。
可见伴随着和亲政策中原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为少数民族在经济发面实现封建化逐渐创造了条件。
当然这种影响只是潜移默化的，其产生的效果也是缓慢表现出来的。
东汉以后，虽然汉匈关系没有先前那么和谐，而且匈奴又重新分裂为南北两支，并不时对汉之边境略有侵扰，但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侵略和反侵略战争。
东汉王朝也继续采用西汉王朝的和亲策略对内附的南匈奴加以扶持对北匈奴加以抵抗和防御。
最终北匈奴由于奴隶制的瓦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至于其余部前往何处史书并无详细记载。
内附的南匈奴随着与汉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上交流的加深也更趋封建化。
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汉化的少数民族对中原政权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五胡乱华”事件。
在此之后中原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经历了更加激烈的交流与融合，而鲜卑族逐渐发展壮大并相继掌握了中原政权，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北魏和唐朝的建立。
民族融合是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而逐渐完成的，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但是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矛盾、冲突、甚至是战争。
促进民族融合与少数民族的封建化并比仅仅只有和亲这一个因素，但也不可否认它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当然，作为和亲政策的载体——和亲公主，他们为和亲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和牺牲也是不可磨灭的，应该被世人铭记。
………………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胡人为什么会进入中原。
难道是胡人真的如某些人所说的，彪悍无比吗？
其实并不是这样，大家知道，胡人在北方，汉人在南方。
因此，胡人与汉人相比，没有温和的气候，没有优越的生存环境。
汉人所生活的中原地区，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都非常温和，资源丰富，适合于农业，为这一地区的人民提供了丰衣足食的优越条件。
这对生活于寒冷地区、整天为食物奔波的胡人们，提供了入侵的原始动力。
而足有地区的老百姓，所生活的地区，气候温和，丝毫不想到北方去享受寒冷。
中原地区，特产丰富，农业所得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充分的食物和衣着保证，这也让汉人对只适合于放牧牛羊的北方地区，没有一丝的兴趣。
所以，通常情况下，汉人不会主动进攻北方胡人，除非是自卫反击。
胡人好骑射，汉人不尚武，————这也是错的。
胡人好骑射，是情非得已。
骑马，是为了更好地牧牛、羊、马，射箭，是为了获得野外的野兽以补充食物，以及获得一些兽皮以取暖。
汉人同样尚武。
中国人都知道，楚国人、吴国人、越国人，他们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极力向中原地区发动武力扩张的南方民族。
秦国人以武力统一六国，汉朝人击败匈奴，军事实力扩张至武双全，雄居于亚洲东方，军事实力扩张至中亚、外蒙古、朝鲜地区，这从另一个方面，驳斥了汉人不尚武的谣言。
汉人的武力，在正常情况下，远比胡人强大得多。
汉朝人所说的，汉人与匈奴人对比，身体上要比他们强壮，武器上也远比他们先进，弓箭也远比他们锐利。
但结果，却让胡人得出汉人不尚武的结论，所以作者菌还是很郁闷，毕竟不管怎么样，这种结论都让汉人感觉非常气愤的。
包括一样的道理，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相比，是一个不尚武的民族吗。
胡人尚武，我们很好解释，一方面是基于取得食物资源的生存需要，另一方面是由于北方地区对食物资源的承载能力有限，导致胡人们为争夺有限的食物资源而武力相向，形成了尚武风俗。
汉人为何在古代中国普遍人人尚武，近代却不尚武呢，——是因为中国从古代向近代起来，家族统治的政治艺术与相对应的文化愚民体系日益完善，让统治者有更好的组织以及在思想上的支持，达到控制人民的目的。
当统治者能够达到以家族王朝的政权能越来越好地控制人民的时候，这个政权就会想方设法地向统治下的老百姓灌输其政权的合法性，向人民灌输逆来顺受是一种传统美德，并从政治上、思想上规劝老百姓应该抛弃尚武风气，改尚文风气以加入科举制，告诉老百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一朝登堂拜相是何等的豪气。
汉人越尚文，统治者的宝座就坐得越稳，自我感觉越有霸气，晚上睡觉越有安全感，统治政策越能为统治者谋取利益。
一句话，汉人被自己的统治者限制住了自己的拳头，成了只知之乎者也，视军人为粗人，视从军者为不务正业。
再来看北方的胡人部落产生胡人首领的方法。
有世袭，有武力夺取。
这两种方式，都充满了血腥的屠杀与掠夺。
即使是世袭，也主要在某个比较强大的部落内产生首领，继而同时成为其它弱小胡人部落的首领。
而更多的是靠武力夺取，战刀话事，谁的拳头大谁就是老大。
一个首领死了，他们儿子、孙子们，包括旁系亲属们，立马展开大规模的血腥混战，非战败其它亲属不可，不然就登不上最高宝座。
武力夺取，就如铁木真年少时父亲死亡，自己家族的首领地位马上被部落内的其它非亲属武力夺取。
铁木真成年后，同样依靠自己创建的强大武力强行夺取部落首领的地位。
可以说，胡人首领地位的取得与巩固，是没有道理可言的，一切只有两个字可言，那就是“武力”二字。
北方胡人，因为食物、衣物的需要，依靠着胡人各部落之间自相残杀练就的强大武力，不断地向南运动，妄图从中原汉人社会中获利，甚至统治中原汉人，从中奴役明地区的财富，满足自己的生存，以及享乐的需要。
在春秋战国、汉朝、唐朝时期，胡人们屡次进入中原，却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或者说功到垂成。
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中原老百姓，尚武风气尚未完全消泯，而统治者在唐朝时，才开始实行科举制，却还没有达到铲除民间尚武风气所需的必要条件。
到了两宋时期，站在唐朝人肩膀上的赵家王朝，从科举制里看得比李家更深奥、更深远，而明朝的朱家，则更是推陈出新，用八股文禁锢老百姓的头脑，把孟子从孔庙里扒了出去，使人民成为心甘情愿的良民，从军成了一种羞耻。
军人在两宋、明朝是没有地位的，从军者被老百姓视为下等人，也是统治者着力防范的对象。
两宋、明朝这拥有火药、造纸、印刷、指南针等先进文明的两个朝代，欧洲正在进入火器文明的时候，汉人却在原始、落后的马匹、弓箭面前软下去了。
俄罗斯人正在用火器向游牧民族清算的时候，我们中国汉人却重又被胡人用最原始的军事力量征服了。
这是一段让所有汉人呕血的文明相同结局却截然相反的历史。
胡人追逐中原的财富和优越的生存条件，进入中原后，面对巨大的财富和优越的生存条件的诱惑，作为带领胡人部落进入中原的胡人首领，心里贪婪的念头，不由然地就变得超级大了:如果，能将这一巨大财富和优越的生存条件世世代代都为本人所有，并由自己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该是自己人生多大的满足和辉煌啊～～～
所以，铁木真时期的比较民主的那达慕大会的推选制度，在忽必烈时期只成了一纸文件而已;努尔哈赤时期比较民主的八旗制度，进入中原后就被皇太极用废除了。
为什么？因为汉人的王朝家族统治制度，为这些胡人们提供了借鉴的现成模式。
汉人社会用本民族王朝家族统治者以几千年的统治经验形成的政权组织模式、文化愚民制度，向胡人展示了汉人能够作为统治者奴隶的宽广胸怀。
只要牢牢抓住手中的武力，铲除老百姓的自治化、军事化的任何基础，不断向治下老百姓灌输政权合法性、以儒学为体表的文人高贵武人低贱的这一真理，汉人便能够抛弃民族偏见，乖乖地接受更野蛮、落后、压迫更深的政权统治。
至于满蒙严禁胡汉通婚的历史真相的话，许多研究者通常认为，满蒙严禁胡汉通婚的目的是为了种族纯洁。
但这个结论是完全错误的，刻意回避真相。
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是胡人女子的婚姻取向----她们更愿意嫁给有文化有教养的汉族男子。
汉族的先进文化在婚姻方面优势及其明显。
从五胡乱华到五代十国，成批的胡人公主、官宦女子心甘情愿嫁给汉族男子，而其家族也往往以此为荣。
落后的游牧文化对春情萌动的胡人女子实在没有任何吸引力。
而血婚乱伦的婚姻习俗更是让胡人女性毛骨悚然，内心极其抗拒。
历史研究者普遍注意到了，五胡乱华和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境内的胡人女子抗婚、逃婚数量相当大，自杀和变态者也为数不少。
她们实在不愿意嫁给一身膻味野蛮粗鲁的本族男子。
可以说，胡人女子的婚姻取向完成了胡人被迫的汉化过程。
金国时期，为了防止女真人的汉化，统治者一向严厉禁止胡汉通婚。
加之女真人牧地对汉人耕地的蚕食，使得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更是日趋紧张，广大汉族百姓对女真人生出刻骨仇怨。
深受其害的山东为此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红袄军起义，坚持斗争长达50余年(1205——1262)，在金国灭亡后仍然是一支汉族的武装力量。
像是金国明昌二年(1191)金国政府讨论土地问题时指出:“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金史》卷9《章宗纪》)。
翻译过来就是，为了让女真牧民和汉族农民别争地了，可以让他们通婚。
显然，这个想法完全是为了缓解民族矛盾。
泰和六年(1206)“诏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金史》卷12《章宗纪》)。
这才算真正开始允许通婚。
而这时距金的灭亡1234年仅有不到30年时间了。
接下来就是“金国女子多嫁汉”的女真快速汉化过程。
鉴于历史的经验，蒙古和满洲严禁胡汉通婚。
严禁归严禁，但胡女仰慕汉族男子的婚姻情节却始终不曾改变。
1648年，多尔衮告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
准许满汉通婚。可几天后，多尔衮对满汉通婚作了进一步规定:凡希望嫁给汉人的满族官员之女需呈明户部，登记户口;希望嫁给满人的汉族官员之女也需报户部登记;非官员家妇女许配满人听其自便，无须报部。
并告诫满人务必合法结婚，除了正式的妻子，不许另占汉族妇女。
满汉通婚操作实际是比较困难的。官家子女要通婚必须要申报，并非自由通婚。
多尔衮死后，满汉通婚的倡议成为他的逆罪之一。
鳌拜期间，恢复了八旗祖宗旧制，满汉不得通婚，无论满人汉人违者都会遭到严惩。
严禁胡汉通婚的实质，是野蛮落后的血婚乱伦习俗遭遇了先进婚姻制度。
血婚乱伦被胡人女性视为及其恐怖、恶心之事，她们强烈希望通过嫁给汉族男子来摆脱这一局面。
女子的婚姻倾向，最能反映一个国家、民族的优略。
在2000年历史长河中，汉族女子从来都是鄙视“涉外婚姻”的。
可如今的中国女子已经开始把涉外婚姻当作荣耀，甚至远嫁非洲和阿拉伯世界。
怎么说呢，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倒退吧，大家说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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