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还需要说明，清朝统治者注重兴办学校，读书不再是土司子弟的特权。
再加上广西教育事业十分兴盛，有儒学、私学、书院、义学。
广西在桂林设置居多，以南宋的宣城书院，及雍正、道光年间设置的秀峰书院、桂山书院、榕湖书院并称为“桂林四大书院”。
据统计，清代在广西壮族地区共设书院187所，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其进士585名、武进士57名、文举人5075名、武举人1104名。
这些从当地通过科举走出的仕人，既通晓夷情又有学识，成为改土归流之后重要的流官后备人才，为改流的顺利进行和流官政权的巩固发挥重要作用。
当然，这其中其实还有军事原因。
因为大家也有所了解，西南方诸省与多国接壤，地势险要，其中关隘多被土司占据，而且土司各自为政，不利于加强边疆边地的戍守，因此出于军事需要，巩固边防，需要扫除土司，清理边关障碍，保证边疆稳定。
像是雍正六年，鄂尔泰对澜沧江内茶山土司、孟养土司用兵，清军持斧开路，“于是深入千里，无险不搜”，通过这次大规模清剿土司，使江内土司全部改流。
这次改流给邻国起到了震慑作用，景迈、老挝两国皆来进贡，可以说达到了一石二鸟的功效。
由此，改土归流在军事上可以达到了稳定边疆、巩固国防、树立国威的目的。
至于改土归流的措施，怎么说呢，简而言之，在雍正六年至九年（1728-1731年），雍正帝任命鄂尔泰为滇、黔、桂三省总督，主持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事宜。
鄂尔泰改流方法为“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令投献为下策。”
“制苗之法，固应恩威并用”，既是用计擒为上策，以兵剿为次”，使其自动投献为上策，勒令纳土为次；既要用兵，又不专恃用兵。以武力相震慑，力争以政治和平手段招降。
他要求调整贵、云、川等省边境的不合理的行政区划，以便有统一行政权，使地方官吏相互行事。
雍正帝对此甚为赞同，令其全权办理。
鄂尔泰首先平定贵州长寨土司叛乱，这是改土归流第一役，设立长寨厅(今贵州长顺)。
不久，又将原隶属四川的乌蒙﹑镇雄﹑东川三土府划归云南管辖。
鄂尔泰摧毁了叛乱的乌蒙土知府禄万锺和镇雄土知府陇庆侯的势力，改设乌蒙府和镇雄州。
云贵改土归流声势浩大，很快冲击到广西地区。
到了雍正五年，清廷因泗城土知府岑映宸叛逆而革去其职务，在其属南盘江以北地区设置永丰州(今贵州贞丰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划归贵州统辖。
与云贵广西接界的四川、湖南﹑湖北等省的土司，本来就靠近内地，土司势力较弱，在形势压力下，纷纷交出世袭领地及土司印信，接受中央改流。
在改流过程中，根据土司受降的态度给以不同的处理。
对自动交出土司印信接受改流的土司，给予赏赐，或是给予世职，或给予现任武职。
对抗拒不服从改流的土司加以惩处，没收其全部财产，并将其迁徙到省外，另其给田房安排生活。
使西南地区“蛮悉改流，苗亦归化，间有叛逆，旋即平定”。
雍正一朝共革除土司220家，鄂尔泰主政西南时期占到一半，共112家。
在清初年，广西壮族土司实力较大的有泗城、田州、龙州、东兰为数不多的几个，雍正五年(1714年)，泗城土司岑映宸因叛逆被改流后，广西没有府一级的土司了，雍正三年（1725年），龙州土司辖区被分解为上龙土巡检司和下龙土巡检司，后又将下龙巡检司彻底改流。
雍正七年，东兰土州被一分为二，东院6地被改为流官制，设流官知州，其余6地仍按旧制，但是降级为土州同。
经过这次整体把大改小，局部彻底改流，土司领地大为缩小，势力被严重削弱，各土官也已感觉到自己统治已到末日。
而具体改流类型的话，像是有因土司犯罪而被改流的。
的确，清政府很好的利用了土司犯罪的机会，趁机将其辖区改土归流，这是一种主要改流原因。
像是在康熙时期，龙州土司赵殿烘生活腐败，晚上在凤凰山顶上点燃两盏巨型大灯“亮如白昼以为乐”，后因修建土城被太平府弹劾，全家被迁往桂林，后又被迁往江南。
雍正三年，清政府把土龙州分析为上龙巡检司和下龙巡检司，任命赵墉为下龙巡检司。
而赵墉“暴敛横行”，激起土民反抗，于雍正七年被彻底改土归流。
雍正初年时期，南方诸省出现散札、割人发辫等极端活动，有人到处散布“瘟疫鬼魅”、“天下大乱”等谣言，制造恐怖，骗人钱财。
雍正七年，清军在泗城一代搜捕号称“盘王”的归顺人李布翁。
当地官员搜寻不到此人，以李布翁为归顺人为由，革除归顺土知州岑佐祚并将其审问。
雍正八年，正式以“骄纵乖戾，不守官箴”的罪名将岑佐祚革职，后该土州无人承袭，请求改土归流，设立了归顺知州。
又例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因其家族内斗，土司赵康祚因犯谋杀而被强制改流，属崇善县管辖。
以及在明朝时，泗城岑氏土司成为广西地区实力最为强大的土司，领地东到东兰州界300里，西到上林长官司界120里，南达田州界180里，北至贵州永宁州界1000里，面积广大，积累了雄厚的人力物力。
岑氏土司怙恶不悛“横征滥派，众不聊生，以致杀劫为活”。
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擅自调兵4000驻扎于南盘江，准备进攻贵州普安州。
鄂尔泰在平定乌蒙、东川、镇雄三大土司后，继续南下，驻扎于贵州安龙。
岑映宸见机不利，自知犯罪难逃，携缴印请罪，肯定免死。
鄂尔泰顺势革去岑映宸官职，改土归流。
岑映宸的家人被安排回原籍浙江安插。
因岑映宸的祖辈曾在镇压三番之乱时有功于清廷，同意将岑映宸的弟弟岑映翰授予八品官，留居泗城，但是规定不准干预地方相关事宜。
泗城土司不改恶心，终被清廷改流。
至于改土归流善后措施，笼统的说，改土归流后的善后措施是指在革除土司后，在其原辖区为更好的实施流官制而进行的维护工作，善后工作进行的合适与否，关系到改土归流的成败，为防止复土、安定民生，清政府从妥善安置土官、重划疆域、革除旧习、选派流官人才、建设民生工程五个方面对土司管理旧地进行合理善后，收到显著效果，为稳定改土局势、安定民生起到了积极效果。
鄂尔泰对改土的善后工作十分重视，他在奏折中一再强调“若不筹画万全，相机而动，即剪除土官，亦难以善后”。
同时他也认识到善后措施的关键所在“善后之难，尤难于创举”，只有把改土归流的善后工作做好，才能真正完成流官制。
还有就是妥善的安置土官。
这也很重要，清廷在对待被改流的土司上，主要以怀柔政策为主，没有处死过壮族土司。
除个别罪大恶极又不服从改流的土司被处以重刑，例如云南镇沅土官刀瀚因欺压百姓、强占土地被处以斩监候；贵州康佐土官薛世乾因抢劫杀戮被处以终身监禁，其余多选择安插办法。
在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对贵州、云南、四川、湖广、广西五省被改流的土司规定，犯有“斩绞重罪者”，把其家人选择较远的省份进行安插，对犯“军流罪者”，把其家人安插至邻省，同时须接受地方官员不定期的检查，以防其寻衅滋事。
让土官强制迁离本土，是对其有“党羽相助为非”的顾虑，用外省安插的方法“杜其后患”。
雍正八年（1730年），清廷出台了具体的土官安插办法：土官的妻妾、子弟随父母、兄弟迁移；对无子嗣或者子嗣幼小，而且没有父母、兄弟，允许其妻妾子安插于省城，免于外迁；对因犯军、流罪的土官，其家属必须同土官一起迁移，但是如果在迁移之前犯罪土官身亡，则酌情同意其家属免于外迁，安插省城。
安插于省城的土司家眷都要受到地方官吏的管束和不定期的检查。
雍正一朝安插土官的地方，主要有江苏、江西、安徽、浙江、陕西、广东、河南，其中以安徽、江苏、江西为最多。
安插之后，便于土司生计，规定“每十名拨给官方五间，官地五十亩”。
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廷又专门发布指谕要求：“从前云、贵、广西等处不法土司，除首恶惩治外，其余人等则安插内地，给以房屋地亩，俾得存养，不致失所”，雍正帝要求地方官吏对土司给予关照“有安插土司之地方，令该督抚悉心稽查，若有从前办理不善之处，即行更改。并饬有司等不时体察”。
保证土司的安全，以显示“皇恩浩荡”。
对于土司这种“厚待”，雍正主要是想让土官能在安插之所定居下来，断了回乡之念，不要返回原籍再生事端。
但是仍有土司思思乡心切欲回原乡，雍正十年，广西土官赵殿烘欲潜回原籍，立即被捉回安插地。
对改流土司实行异地安插是一种改流善后工作的重要手段，这个方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一是使土司离开了世袭的势力范围，远离了土官残余势力，很好的遏制了土司势力的发展。
二是在安插地，土司被迫使入乡随俗，接受当地官吏“照顾”，从思想观念上慢慢被熏陶，接受了改流事实。
还有就是重划疆域，在改土归流后，对原土司辖区重新疆界，一方面可以瓦解土司管理根基，使土司失去对原辖区的控制力，削弱在当地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可以打破各省各自为政的局面，协力办事，提高行政效率。
在改土归流实施之前，雍正就对地方官吏关于疆域问题谆谆告诫，据《清实录》记载：“广西地方徭僮杂处，匪类不时窃发，逾山越岭，难以擒缉。汛兵各守地界，不敢擅自越境。嗣后分防各弁，不论何标何汛，凡系附近处所，毋分彼此，互相应援，庶匪类不得潜藏矣”。
要求地方官吏“公同协力，不可以疆界为限而分彼此”。
雍正对土司地区官员的告诫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当地官吏在解决土司问题时往往互相推诿，不能尽到职责，各自为政，导致行政效率的底下，甚至会与土官同流合污，包庇罪行。
鄂尔泰在推行改土归流时，有雍正帝的信任和放权，他积极与邻省督抚共同协商办理临界事宜，同时在改流地区调整疆界，为后续经济重振打下基础。
雍正五年，鄂尔泰在改流广西泗城土司时，就开始筹划重新调整原泗城土司疆界。
泗城土司面积广大，跨黔、桂两省，鄂尔泰建议“划江而理，江以南之粤，江以北属之黔”，达到“界限井然，防守稽查，皆易为力，庶两省之纷争永绝矣”的目的。
同时还革除旧习陋规，清政府为了巩固改流地区政局稳定，针对土司原辖区各种陋习旧规，颁布一系列的文告、禁令以及规定，废除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强迫其改变落后习俗。
因为土司辖区长期远离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各大小土司在其辖区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以此来实现对土民的剥削。
例如，广西泗城土司规定土民要按时缴纳“修衙门钱”，新平地区有“鞋脚钱”，等等。
这些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土民造成了极大的生活压力，土民背上了沉重的枷锁，致使很多的土民因为差役繁重，纷纷把土地贱卖，甚至索性把地契送予他人。
改土归流后，清官员认识到笼络土民民心的重要性，把土司制定的杂税项目统统废除，把税收权还于政府，极大的减轻了土民的负担。
正是因为“轻徭薄赋”，很多土民要求收回自己的土地，极大的提高了生产积极性，算是卓有成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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