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刺激了维新派的变法运动和思想改良运动，而且不定期孕育了一场文艺改良革命。
因此梁启超沿着黄遵宪、魏源、龚炎武、王夫之等发起的诗界革命之路，努力推行改良的新诗体和白话文体，同时提出翻译西方小说，特别是政治小说，倡导小说界革命。
1898年12月23日梁氏在《清议报》上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人，同样是我国近代著名文学翻译家和文章名家。
康有为曾做诗:“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虔初救世心。”赞赏林纾自幼敏而好学，习古文，练文章，有着扎实的古文功底，为以后的翻译奠定了基础，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林氏的仕学之路不得意。
失意之余，他开始与人合译小说，却因此使之名垂青史。
林纾的翻译可以从实践，形式与文体、翻译主张，影响几个方面来归纳:
林纾的第一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刊印于1899年，该书的原著是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译本一经问世，立即风靡清末文坛。
当时林纾正经丧妻之痛，为了解脱痛苦，他与留法归来的王寿昌合译起小说来严复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这一成功激发了林纾的创作热情，之后，他又翻译了《黑奴天录》、《伊索轩渠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块肉余生述》、《贼史》“中国知识阶级，接近了外国文学经典，不仅开阔了中国人的文学眼界，使得“中国知识阶级，接近了外国文学，认识了不少的一流作家，使他们从外国文学里去学习，惟促进本国文学发展。”
而且他也因译作之多，成为我国近代翻译本方小说的第一人。
据统计，林氏在此后25年里共译了11个国家98位作家的163种作品，总字数在一千万字以上，其中著名作家有英国的莎士比亚、司无特、笛福、狄更斯、斯威福特，法国的促马父子、雨果、孟德斯鸠;美国的华盛顿、欧文、斯托夫人;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俄国的托尔斯泰，等等。
郑振铎在《林琴南先生》一文里指出:“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美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的世界名著的人，除了林先生外，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林氏译作做为一种文学“媒介”，递接了许多中国现代作家与西方文学的姻缘，如周作人、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等。
林纾的译文主要与人合译而成。
要知道林本人并不懂外语，他的译作多由懂外译的口译，他自己笔录而成。
据统计，与林氏有合作口译的近20人，其中以王寿昌、魏易、陈家鳞等比较有名。
林氏有深厚的古文进行二度创作，语言流畅，表达极其生动，钱钟书认为其译作要某种程度上胜过原作，常常让他陶醉其中，流恋忘返。
林氏常常根据自己的喜好删减原文，增加自己的语言，在“信”和程度上与原文相离甚远。
林纾是古文家，他的朋友们称其能用“古文”来译外国小说，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里指出:“古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术语，自唐以来，尤其在明、清两代，有特殊而狭隘的涵义。
并非一切文言都算“古文”，同时，在某种条件下，“故”也不一定跟白话对立。
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
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文，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
意想不到的是，译文里包含很大的‘欧化’成分。
好些字法，句法简直不象不懂外文的古文的古文家‘笔达’，却象懂外文而不甚通中文的人的硬译。
那种生硬的一宁说死不硬功夫的——翻译是双重的‘反逆’既损坏原作的硬达效果，又违背了祖国的语文习惯。”周作人将林氏文体称为“拟古的文体”。
当然，林氏的文体不独以其自己的喜爱为出发点，更主要原因是其读者。
旧式文人，接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人，惟及新兴都市的市民、职员。
他的译文使用俗化的雅文，在晚清时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斗争之中有一定的合理性。
林氏译文有较强的社会动机，他在每部译作的序言或跋中都阐明自己的观点和动机。
到了1900年12月22日他在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亚之不足搞欧，正以欧人励于学，亚则昏昏沉沉，转以欧之所学淫奇而不之译，又漫与之角，自以为胜，此所谓不可水而斗游者尔～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说。
对林氏来说，翻译可以警世人，开民智，申张其爱国热情，保强中华民族挺立于不败之地。陈福康指出:“确实，他的有关译论，一以贯之的就是爱国与救世。”
林氏译小说有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做对比研究，一方面他将所译小说与我国历史名著，如《左传》、《史记》等做对比文体、思想、研究另一方面将文体同在译文中就是太史公“等名词的出现。
西方小说文体与中国之文体进行对比，帮助读者认知翻译史研究的厚重与渊博。
至于林译小说产生的影响，郑振铎指出:林译小说使中国人懂得了世界的知识;中国人开始了解外国文学大师;中国文人开始翻译世界文学作品的风气。
而北大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则指出，林译小说确定世界文学格局的建立，中国小说文体类型渐丰富与健全，并转向对现实主义的标举。
在近代小说翻译中，还有以翻译侦探小说为主的周桂笙鸳鸯蝴蝶派，作家包天笑、周廋鹃等。
此外，还出现了以翻译国别文字为主的翻译家，如吴梼、陈嘏等翻译俄罗斯文学，伍光建、雪朴翻译法国文学，苏曼殊，马君武等人的诗歌翻译也什得关注。
周氏兄弟的译介活动，刘半农、胡适、***等人的文学翻译活动留待五四以后再叙。
周桂笙，家树奎，笔名新庵等，上海南汇人，近人主要翻译家之一，幼年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外语，后转入中法不堂学习法文，兼修英语。
1894年前后，他曾在天津电报局，上海英商恰太轮船公司任职，后业还曾游历日本。
这些经历为他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
辛亥革命前后他倾问进步参加组织南社，1906年起，任《月月小说》月刊总译述，并发起我国第一个翻译工作者自己组织参与的社团“译书交通公会”1912年，周氏任同盟会机关报《天铎报》译述，1915年还曾撰文反对袁世凯窃权专政。
他的主要译作以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及童话为主。
周桂笙1900年左右步入译坛，首译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刊于吴研人主编的《采风报》，此后他的译作主要有法国鲍福的《毒蛇圈》发表于《新小说》、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再生案》、歇语克复生侦探案》)、美国康培尔的《失女案》、法国纪善的《妒妇谋夫案》、《红痣案》等等。科学小说《飞访木星》、《伦敦世界》、《地心旅行》;教育小说《含冤花》等等。
周氏译书也强调“觉世目庸民”、“开智启慧”。翻译之功大矣哉。光绪三十二年10月11日他为自己翻译组织“译书交通公会”撰写了《译书交通公会序》和《试办章程》。
他在序中写到:“中国文学，素称极盛;降至晚近，日即陵替。苟能以新思想、新学术源源输入，俾跻我国于强盛之域，则旧学亦必因之昌大，卒收互相发明之效。此非译书者所当在之事欤～”
在周氏看来，翻译的主要作用在于促进国家之间互相借鉴技术，互相交通，互通有无。
翻译能够强国“取人之长”，“补我之短”，并能为我国传流学术输入亲血液。
以及包天笑，原名公毅，字朗孙，笔名天笑生、天笑笑，江苏吴县人，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译作甚多，据统计，从1901年译《迦茵小传》到五四时期译作总共有80种之多。
在译小说之前，包天笑曾参与《励学译编》编辑工作，曾译《欧洲近代史》、《印度蚕食战史》、《普通地理学》等自然科学作品，奠定了后来的翻译基础。1904年，他与杨紫麟首译英国哈葛德的小说《迦苗小传》，受到林纾称赞。
之后他又译法国作家凡尔纳的《铁世界》和《三千里寻亲记》。
教育小说《馨几就学记》、法国作家艾克多～马洛的《苦作流浪记》、英国ThomasHardyr的《空谷兰》，俄国契词夫的《六号室》、托尔斯泰的《六尺地》、雨果的《狭女奴》、东海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改编的《女律师》等等。
包氏本人不懂外语，他的译作多为摘选、编译，文笔流畅，可读性强，但其可信程度差，受国人批评。
还有周廋鹃，原名周祖福，字国贤，上海人。
主要译短篇小说，他是位多产的译家，从1911年到“五四”前，共发表译作165种了，他的主要译作有《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共收短篇小说50篇，其中英17篇，法10篇，俄4篇，德2篇，意、匈牙利、瑞士、丹麦、瑞典、荷兰等各1篇，是近代收外国短篇小说数量最多，国别最广，名家名著最多的一部小说选集，为我国翻译文学输入了另一个新文体。
短篇小说，并对五四前后短篇小说的创作有过积极影响。
受鲁迅兄弟的影响，周廋鹃的小说集注重译介“弱小民族”国家作品，受到鲁迅的肯定:“在异族正迫之下的时代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
近代翻译文学的不仅在小说领域，而且诗歌翻译也逐渐崭露头角，而且随着梁氏的“诗界革命”和的话文运动的推广，诗歌翻译时期达到高潮。
推马祖毅先生分析，早在公元二世纪时，匈奴人中就流传着诗歌的翻译《西河往事》、《远夷怀德歌》。
近代的诗歌翻译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王韬译的《祖国歌》，梁启超翻译拜伦的《哀希腊》。
近代以诗歌翻译登上文坛的有苏曼殊、马君武、胡适、刘半农等人。
和苏曼殊，原名戬，字小谷，法号曼殊，近代功著名诗人。
小说家和翻译家，父亲系广东中山县人，母亲日本人，出生于日本横滨。
少年时代在中国度过15岁随表兄林紫垣赴日，19岁耉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此结识革命青年并参加革命团体青年会。
1903年参加“拒俄义勇队”被迫退学回国。
在上海时任《国民日报》英文编辑，并与***、章士钊认识。
在1904年至1906年辗转长沙，芜湖等地任教，1907重这日本，开始翻译拜伦、雪莱的诗歌。
后业回国后曾应聘于《太平洋报》参加南社。
苏曼殊的翻译经历开始于1903年译的法国雨果的小说《惨世界》苏氏的主要译作包括拜伦的《星耶峰耶俱无失》、《去国行》、《赞大海》、《哀希腊》、雪莱的《去燕》。
此外，他还译了歌德的《〈沙泰达纶〉》等等。
作为浪漫主义诗人，苏氏的翻译常随着自己的气质而定，台湾的李诗学称其为诗人翻译家。
他钦佩拜伦的热爱自由、民主的爱国热情和独立不羁的诗人气质，以及他为异族的自由而战斗的英雄气概。
他在《潮音～自序》曾如此赞美拜伦:“他是一位热烈的、真诚的为自由而献身的人，他是一个性格开放，心灵高尚的人，他到希腊去，和还在为自由而战的希腊爱国者们混在一起。当他的正在从事这项壮丽的事业的时候，竟不幸去世。他的整个生命、经历和作品，都是用爱情和自由的理想、编织起来的”。
可见相同的诗人气质，面临做亡国奴的时代语境和热烈奔放的诗情使苏氏在译拜诗时候能够充分理解并融入拜伦的世界，译文采用旧言、五言或七言诗诗体，正确地表达原作诗意，善于体味原诗的风格、韵味。
他译价自己的译作“接文切理，语无增饰，译义悱恻，事拜相称。”
创造社译论家张定潢曾这样评论苏氏的译诗:“人有时会想，行政伦的诗毕竟只有曼殊可以译。翻译是没有的事，除非有两个完全相同，至少也差不多同样是天才的艺术家，反是一具艺术家那瞬间的和别的一个艺术家过同一个生活，用别一种形式，在那作创造。唯在曼殊可以创造拜伦的诗”
此外苏曼殊还编有四部翻译诗集:《文学姻缘》、《拜伦诗选》、《潮音》。
他的译诗第一次将诗的翻译引入了我国近代翻译文学史，有明确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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