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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零七章 歪曲

如上所说,作者以极大同情,写史可法怎样激励将士,死守扬州,并终于沉江殉国:走江边,满腔愤恨向谁言。老泪风吹而,孤城一片,望救目穿。

使尽残兵血战,跳出重围,故国苦恋,谁知歌罢剩空筵。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

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精魂显,大招声逐海天远。“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囡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

可见作者正是以兴亡之恨批判儿女之情,并且最后作者还为我们描绘另外两类人的精神面貌一类是以史可法为代表的爱国将领。

作者以极大同情,写史可法怎样激励将士,死守扬州,并终于沉江殉国:走江边,满腔愤恨向谁言。老泪风吹而,孤城一片,望救目穿。

使尽残兵血战,跳出重围,故国苦恋,谁知歌罢剩空筵。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

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精魂显,大招声逐海天远。一一(古轮台)

然而在那样腐朽的南明王朝里,史可法是完全孤立的。

他名为阁部,统帅,实际只有三千残兵,一座孤城。

因此结果也只有留下一个悲壮的民族英雄的形象。

而另一类的话,则是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等下层人物。

如李香君原是秦淮歌妓,她的受压迫受侮辱的地位,使她对统治阶级里的黑暗势力保持警惕,当她知道阮大铖出资收买侯方域的阴谋活动时,义正词严地责备了侯方域的动摇:

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

并坚决辞却阮大铖暗中为她置办的妆奁,以自己鲜明的政治态度影响了侯方域:

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

可见这是多么坚贞的性格,并且如果说却奁以前,她还只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那么从却奁开始她已被卷入南明王朝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并成为矛盾尖端的人物。

尖锐的斗争锻炼了她,促使她的性格进一步发展。

此后她坚决拒绝再嫁,不管是利诱,还是威胁,她毫不动摇,公开声称“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

在斗争中她性格的光辉一面又有所发展,终至“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

并进一步认识了马,阮统治集团的狰狞面目和丑恶的本质,以及他们给国家带来的严重灾难。

在《骂筵》一出里,她更冒着生命的危险痛骂马士英,阮大铖:

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

把俺胡撮弄,对寒风雪海冰山,苦陪觞咏。

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冰肌雪肠原自同,铁心石腹何愁冻。吐不尽鹃血满胸,吐不尽鹃血满胸。

这些描绘使李香君成为我国戏曲舞台上最光辉的妇女形象之一。

至于柳敬亭、苏昆生原来都是阮大铖的门客,当他们看到了复社文人的《留都防乱揭》,知道阮大铖是魏阉的党羽,就拂衣而去。

后来左良玉不顾大局,要领兵东下,柳敬亭就不辞辛苦去劝阻。

阮大铖逮捕复社文人下狱,苏昆生又主动去向左良玉求救。

到明亡之后,他们宁愿归隐渔樵,不愿做清朝的顺民,他们的坚强性格和阮大铖之流形成鲜明的对照。特别是柳敬亭,他的豪爽,侠义性格和一个民间艺人所具有的幽默、诙谐相结合,表现了高度乐观主义精神。

然而需要说明,因为这些人物的社会地位和生活道路,使他们只能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在爱国将领和复社文人身上。

当复社文人失败了,爱国将领牺牲了,他们的希望也跟着落空,结果就入道的入道,归隐的归隐,一个个走向消极避世的道路。

比如从《桃花扇》里这一系列的描绘看,它确是通过了侯方域,李香君的儿女之情,表现了南明王朝的兴亡之恨,使读者或观众痛恨权奸的误国,叛将的投降,惋惜复社文人的沉迷,同情城市下层人民的反权奸斗争和爱国将领的宁死不。

同时作者在作品里从爱国思想出发所表现的爱憎也基本是分明的。

然而决定于作者的封建正统观念,他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始终抱着敌视的态度,剧中骂起义军是流贼,还把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左良玉当作象史可法一样的爱国将士来歌颂。

如左良玉哭祭崇祯时说:“养文臣帷幄无谋,豢武夫疆场不猛”,就是骂那班文臣武将镇压农民起义无能。

同时作者虽然怀着对明朝兴亡的遗恨,表现了一定的爱国思想,但由于本身是清朝的官吏,又加上清朝统治的严酷,因此作者对当时的民族矛盾就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

他不仅称赞清兵“杀退流贼,安了百姓,替明朝报了大仇”(《闲话》),还讴歌康熙圣朝的祥瑞;不仅回避了清兵血洗扬州的惨剧,在结局里还掩盖了侯方域的变节,这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作品的思想成就。

文学史上原有不少传奇通过男女主角的离合悲欢,串演一代兴亡的历史故事,但《桃花扇》的出现,却使这类创作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它把侯,李的离合之情与南明的兴亡之感结合得更紧密。

与它同时的《长生殿》比之以前的作品如《浣纱记》,《秣陵春》等算是结合得较好的。

然而《长生殿》是通过兴亡之感来突出李杨的爱情,而不是“借离合之情,写亡之感”。

这样,《长生殿》在下本里就有部分情节离开了实形势来颂扬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而《桃花扇》写侯、李的爰情是始终紧密结合明清之际的历史形势展开的。

由于侯方域本身是参加过复社文人反阉党的斗争和史可法幕厨的人物,通过他的一连串舞台活动就有可能比较集中地反映南明王朝内部的各种矛盾。李香君是秦淮名妓,通过她,又正好从侧面反映出南明王朝的苟且偷安、腐化堕落。

传奇《媚座》出总批说:“上半之末,皆写草仓峥斗之状,下半之首,皆写偷安宴乐之情。争斗则朝宗分其忧,宴游则香君罹其苦。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焉。”

清楚地说明了作者的艺术构思。

并且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里锐:“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锤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

像是原书有《考据》一篇,列举传奇中许多重要历史事实所根据的文献资料。

这种忠于客观史实的精神,在明清传奇中,除《清忠谱》外,是没有可以和它比拟的。

然而作者又说:“剧名《桃花扇》,则《桃花扇》譬如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睛龙爪,总不离乎珠。”

这就说明作者不仅忠于历史事实,同时是通过精心的艺术创造,如排场的起伏转折,情节的前后照应,角色的分配,曲白的分工等等,使它成为一部优秀的传奇作品,达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较好的结合。

至于《桃花扇》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这两方面,从作品的凡例、批语看,它是作者创造性地总结明清传奇作家创作经验的成果。

此外如人物的描绘,语言的运用,也有它独到的地方。

如《侦戏》中(双劝酒):“前局尽翻,旧人皆散,飘零鬓斑,牢骚歌懒,又遭时流欺谩,怎能得高卧加餐。”

以独唱抒发阮大铖的牢骚,表现了他一副可怜相。“可恨身家念重,势利情多;偶投客魏之门,便入儿孙之列”一段白,似乎也不无反悔之意。

但接着悄语:“若是天道好还,死灰有复燃之日。我阮胡子啊!也顾不得名节,索性要倒行逆施了。”

终于露出其奸邪,阴险的豺狼本相。

这样唱词和宾白的配合,惟妙惟肖地刻划了阮大铖的形象。

而《余韵》中(哀江南)套曲更是传诵的名篇: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边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

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离亭宴带歇指煞)

然而,作者在语言的运用上主张“宁不通俗,不肯伤雅”。

所以给人的印象是典雅有余,当行不足;谨严有余,生动不足。这实际是许多文人传奇戏在语言上的共同特征。

还有就是昆曲了,要知道昆曲从晚明开始就经常在封建贵族及宫廷中演出,日益脱离人民,脱离现实,形式主义的倾向日趋严重,到清代中叶便转入衰落时期。

许多原来的优点到一定阶段,便转化而成为缺点。

昆曲的曲词以典雅美丽见长,但“到了乾嘉之世,昆曲里面,早就给贵族绅士的文人,填塞了一大堆一大堆牛屎似的‘饾饤’进去”(瞿秋白《乱弹代序》),大多数人不能理解。

昆曲的唱腔以悠扬宛转见长,在它新起的时候,听者感觉回肠荡气,到后来节奏愈趋缓慢低沉,行腔转调过于细密,大多数人不能欣赏。

但由于偏重曲词的欣赏,忽视作品的社会内容,不能通过戏曲冲突反映现实斗争,题材范围也日益狭小。

这些都限制了它的发展和改进,像是在昆曲日益衰落的同时,被称为“花部”的地方戏大大地兴盛了。

同时随着昆曲的衰落,文人传奇的创作也趋向低潮。

这时他们的传奇绝大多数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作品,或用以蜈宾遣兴的风情喜剧。

这些作品语言典雅、结构冗长,专讲格律,填词,无视戏曲的舞台艺术特点,就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各方面

考查,已是传奇创作的尾声。

这时期比较值得注意的传奇作家有唐英、蒋士铨等。

还有像是唐英,字隽公,号蜗寄居士,官九江关监督。著有《古柏堂曲》十七种。

他的大部分剧目是依照民间戏曲改编的,个别的保留了民间戏曲的优点,如《十字坡》、《面缸笑》等。

但作为封建官僚,他更多地选择了地方戏中落后反动的东西来改编,又创作了一些宣扬忠孝节义和因果报应思想的作品,如《三元报》,《佣中人》等。

而蒋士铨的话,字心余,号藏园,江西铅山人,善诗文,所作戏曲有《红雪楼十二种曲》等。

他的《冬青树》叙述了南宋灭亡的历史故事,歌颂了文天祥忠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表彰了谢枋得、唐珏等忠义之士,痛击了卖国投敌的汉奸留梦炎之流,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临川梦》演汤显祖故事,并以“四梦”中主要人物和为《还魂记》而死的娄江俞二娘为剧中人,是有意把这位戏曲家的生平搬上舞台的戏。

蒋士铨创作的题材是多方面的,在结构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有其一定的成就,而在语言风格上继承汤显祖的成就,并有所创造,在当时是个较有影响的作家。

此外,张坚的《玉燕堂四种曲》是庸俗的风情喜剧,夏纶的《新曲六种》是“褒忠,阐孝、表节、劝义、式好、补恨”的作品,或为统治者帮闲,或直接宣扬封建道德。

以及董榕的《芝龛记》写明末历史,以考实称著,实际上是一部充满迷信思想、敌视农民起义的歪曲历史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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