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睿笑道：“如此神兵利器别放坏在那里了，不管需要多少人力、物力，本王都支持你把炮取出来。对了，你还有个请求是什么？”
徐光启”顺水推舟“地对胡子睿道：“微臣想请葡萄牙人帮助孙元化铸炮，以及传授射击技术！”
胡子睿知道此时大明王朝的造炮技术，火炮喵准技术已经落后于西方了，他点了点头，对徐光启道：“本王早有铸造红夷大炮的意思，传授射击技术这项请求，本王也一并准了。”
徐光启闻言，不禁对胡子睿”感激涕零‘，他总算明白，为什么袁可立会冒着被人非议，毁掉一向最重视的名节风险也要答应复出了，有这么好的一位皇位继承人在背后支撑，大明王朝看起来还是有希望中兴的！
徐光启低着头，完全没有意识到，胡子睿的双目注视正在注视着自己，这是个可敬的老人，徐光启一生的所作所为完全摆脱了上海男人的小聪明，在外人看起来徐光启似乎都有点憨傻了，然而胡子睿知道徐光启并不是真的傻，而是他的聪明已经上升到了大智慧的境界；也正是因为徐光启的这种“大智如愚”，才让他后世子孙居往地方，成为了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徐家汇。
徐光启是爱国的，朝堂上对建虏的攻守大计，对于徐光启这样一个文官来说没有多大关系，然而他几次三番地向皇帝上奏，要求自己来演练新兵，要知道这是要冒着很大的舆论压力的，他也因为要求造火炮、练新军而数次被扣上“弥费钱财、擅用夷人”的罪名而罢官，然而每当建虏猖獗进犯大明王朝的时侯，皇帝就会想到他，连他的同窗好友孙承宗都会笑言，徐子先（子先是徐光启的字）马上就会被启用了，每次都是如此，没有一次例外的；
徐光启是睿智的，他编辑的《几何原本》，创造性地提出“几何”这个前人从来没有提出过的数学名词，直到今天中学的数学课本里面，一直在沿用徐光启提出的“平面”，“直角”，“三角形”等一系列数学概念，徐光启提出数学是物理、化学等一系列应用学科的基础，建议科举考试题目增加数学，如果徐光启的建议真的被采纳，中国的科技发展一定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然而这个建议，却没能引起统冶者的重视，一直到满清覆灭后才得到实行。
徐光启是有战略眼光的，与二百多年后的林则徐相比，徐光启才是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那个人，他早在四百多年前的明朝末年，他已经看出如今袭扰中国沿海一带的红夷人，在将来一定是最凶猛的敌人；林则徐提出的口号是“师夷长技而制夷！”，虽然这句话原意也是向西方学习，然而一个制字不免落于下乘，当然这也和林则除生活的时代有关，当时由于满清的“闭关自守”，中国社会全面落后于西方了；然而生活在明朝末年的徐光启却有着足敬的文化自信，当时的中国基本上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还在积极追赶西方科技水平，西方人对待明朝也有着足敬的尊敬；
徐光启是关注民生的，他听说福建沿海出现了一种叫做番薯的新型农作物，那里的农民们通过种植番薯，摆脱了饥饿；徐光启如获至宝地将番薯带回了上海推广，可是种植番薯的农民们告诉他，番薯种子不是烂在地里就是被冻坏了，他亲自下地做试验，将抢在清明前播下种子，在霜降前收获，如何将种子过冬一系列方法传授给农民们，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做番薯这种新型农作物，徐光启专门编写了《番薯疏》，如同他提出的数学概念，他的《番薯疏》直到今天仍然在广泛使用；
徐光启--这个大明朝的袁隆平，还在北方推广了水稻种植技术，此外他编写的《农科全书》还收集了棉花、竹子等农作物的种植方法；
徐光启沉思片刻后，又向胡子睿提出一个他筹谋已久的举措：“中国自秦汉以后，历代王朝都在北方建立国都，因此北方向来为政冶中心，然而从晋朝‘永嘉之乱’后（此处指的是永嘉五年，公元三百一十一年，原来是匈奴贵族的刘聪攻入西晋首都洛阳，俘虏晋怀帝，这也标志着西晋从此灭亡），晋室东渡到了南京，大量汉人也随之迁移到了南方，南方得到了飞速发展，逐渐有超过北方的势头；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宋高宗在杭州建都，更加催加了南方的发展，自当今之世，南方逐渐成为中国的粮食供应中心和经济发展中心。”
胡子睿知道徐光启这番话，套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大历史观，他点了点头以示同意。
徐光启理了理思路，继续“侃侃而谈”道：“我大明王朝建都北京，至今已有二百多年，京城人口日益增多，然而北方之田地由于过度开发，田力日益衰竭，所产之粮食不能供应京城所需，在此种情况下，不得不投入巨资进行南粮北调的漕运。”
漕运是指利用水道（包括江河湖海）来运输粮食，胡子睿知道漕运的历史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史，漕运最早要追溯到秦始皇时期，当年秦始皇北征匈奴，南讨百越之时，都曾经动用过漕运；汉朝建立后，长安人口急剧增加，粮食本来就不够，汉武帝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连年对匈奴用兵，为了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不惜动用漕卒六万余人，从关东沿途运输数百万粮食到长安，浩大的槽运工程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汉宣帝刘病已执政时期，他针对漕运工程负担过重的问题专门召开会议，当时任大司农中丞的耿寿昌，提出从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就近调集粮食供给京师，后来又提出在大汉王朝的边关州郡建立粮仓以供调节粮价，节约运输成本。汉宣帝刘病已“从善如流”采纳了这些建议，漕运的规模减轻了将近一大半。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