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总兵武兴中了流矢死去，寇逐至土城。居民从屋顶呼号、投掷砖石击寇，哗声动天。王竑及福寿赶来救援，寇才退却。相持五日，也先邀请的援兵既不应，战事又失利，他知道这次终究是得不到京城了，又闻勤王义师齐至，恐断其归路，遂拥英宗皇帝由良乡西去。
于谦调石亨、都督孙堂、王敬等诸将追击也先部，截获骡、马、衣甲、兵器满载而归。景泰帝事后论功行赏，加于谦少保，总督军务。于谦曰：“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岂敢邀功赏哉！“于是于谦辞职不受，又派兵守真、保、涿、易诸府州，请以大臣镇山西，防寇南侵。
景泰元年（公元一千四百五十年）三月，总兵朱谦上奏也先部二万围攻万全，景泰皇帝任命范广任总兵官抵御。范广防御有方，敌寇见占不到便宜于是撤退，于谦向景泰皇帝请求驻兵居庸关，寇来则出关剿杀，寇退则由京师补充粮草。
大同参将许贵奏，也先部有使者三人来大同，欲让朝廷遣使讲和。于谦曰：“以前遣指挥季铎、岳谦前往讲和，而也先随即入寇；后来又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未见太上皇一面而返还，和解无望已经是很清楚的事了。况我与彼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没有可讲和之理；胡人一向‘贪得无厌’，万一讲和时他们提出我们无法满足的要求，答应他们则无异‘坐以待毙’，不从则生变，形势所迫亦不得和。许贵为朝庭重臣，何以如此怯懦，按法当诛。“于是于谦下檄文痛责许贵。自此镇守边关的将领们人人主战守，无敢言讲和者。
北虏犯京之时，军旅方兴，中外交章论事，纷纷不一，议下兵部，于谦皆一一裁之以理，可者奏而行之，否者止之。知无不言，言无不用，卒能坐困也先，匡济王室；若昔江统给晋惠帝上《徙戎论》而卒不见听，宋钦宗时李纲沮和议之非而为群小所谮，遂使刘渊窃号中土，金人入据汴京，臣主俱辱，贻天下后世笑。
也先以喜宁为谋主，利用英宗皇帝多次要挟朝廷；于谦密令大同镇将设计擒住喜宁，朝廷犹豫未决，于谦上章廷劾其罪曰：“喜宁以打话为由，引领强虏入寇，本朝廷之腹心而反为虏之腹心，本胡虏之仇敌而反为朝廷之仇敌，若不明正典刑，是使夷虏有轻视之心，祸乱无可弥之日。”景泰帝从其言，杀了这个“助纣为虐”的汉奸。
天寿山本是祖宗陵寝所在，有卫无城，军民散处，于谦奏请成山伯王通筑城昌平县，军民迁至城中，保护陵寝，居庸关亦相倚为势；临清县漕船往来，商贾辐辏，实乃咽喉之地，有消息称也先将由紫荆关入据临清，于谦遂荐平江侯陈豫镇守其地，筑立城池，设置军卫，防御完固。也先派间谍小田儿去临清打探，于谦又用计诱杀间谍小田儿。
于谦也会用计离间也先部，他向景泰帝请求特释把台家，并封他为忠勇伯，也先看到这种情况，开始萌生归还英宗皇帝的想法，于是遣使求和，京师的紧张形势有所缓解。于谦看到这种情况，于是上书给景泰帝言：“南京重地，抚辑须人。中原多流民，设遇岁荒，啸聚可虞。乞敕内外守备及各巡抚加意整饬。防患未然，召还所遣召募文武官及镇守中官在内地者。“
景泰元年八月，英宗皇帝“北狩“已有一年矣。也先见中国防御甚严，“无懈可击”，频繁派出使者求和，请求归还英宗皇帝；大臣王直等在廷议中请求遣使迎回英宗皇帝，景泰帝不悦曰：“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于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景泰帝看到于谦这么说，这才改口曰：“从汝，从汝。“后来景泰帝先后遣李实、杨善前迎回英宗皇帝。
迎接英宗皇帝的銮舆既还，护送虏使同至，众议先一日于奉天门赐宴，次日就南大内赐宴。商辂曰：“虏人此举实仗大义，若令进南内宴，彼见另居一处，未免退有后言。不若两宴俱就文华殿，示以彼此无间之意，庶可服其心。”太监兴安以闻。景庙大怒，急诏于谦、石亨、商辂等人赴文华殿，面诘曰：“我不曾要做皇帝，众人劝我做，如今又要怎么？”众皆不知，俱不敢言。石亨曰：“有什么说话的，碎碎砍了他。”于谦曰：“大事已定，便有一言半语俱不必听，但要事体得宜便是。”
商辂出生于永乐十二年（公元一千四百一十四年），字弘载，号素庵，浙江淳安（今杭州淳安县）人；商辂是大明王朝建国三百年仅有的两个“三元及第”（同时获得解元、会元、状元）的人；第一个是黄观，黄观也是一个奇才，他在参加县考、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考试时，均获得状元，别人以“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来形容黄观，可惜黄观被卷入“靖难之役”，成祖皇帝废除了他的状元头衔，所以后来学者说商辂是三百年来第一人。
永乐中期以降，蒙古诸部有很多降人安置于京畿者，也先入寇之时，彼辈多为内应；于谦决心将这些人遣散出京畿；大明在西南方向也需要用兵，大军每有出征，于谦便选取精锐，给予优厚的物资奖励，派他们出战，更将他们的妻子也派往西南，内患于是得以平息。
于谦为兵部尚书之时，也先势力强盛；而福建邓茂七、浙江叶宗留、广东黄萧养各拥众造反；湖广、贵州、广西、瑶、僮、苗、僚群寇蜂起；朝廷前后征调人马，皆于谦独自一人来运作；当时“戎马倥偬”、形势“瞬息万变”，于谦目视指点，随口而说的文章、奏折，没有不符合实际情况的。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