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皇后有喜的消息传扬开来后，自然是满朝称颂贺喜之声，即使一向对崇祯极为不满的黄道周、倪元璐等东林党人，面上亦是一片喜色。
在封建王朝，皇帝有后绝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直接关系到王朝根基稳固与否。
至于什么开疆拓土，什么万国来朝，在大臣们看来那都只是面子工程而已，和皇帝有后相比，根本微不足道！
虽然只是周皇后才刚刚发现有喜，且未来生下来的也未必是龙子的，但毕竟证明了天子的身体没问题，只要勤劳耕耘，那么有一便有二，有二便有三，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崇祯对周皇后有喜之事也极为重视，虽然历史上周皇后生朱慈烺非常顺利，可毕竟崇祯穿越回来后改变了历史，未来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所以他严命王承恩，要把注意力更多集中于后宫之中，严防任何意外发生。
皇后有了身孕的消息，让朱由检又喜又忧，对周皇后肚子里的小生命，表现得比周皇后还要重视，为此他特地丢下了手上令人烦恼的政务，专门在后宫陪了周皇后七天时间。
不过对于朱由检来说，儿女情长注定不是他生命中的主流，再次投入繁忙的政务之后，朱由检频频会见阁部重臣和军中大佬，貌似不经意的言语中透露出削藩之意。
对朱由检透露出来的削藩之意，无论是阁部重臣还是军中大佬，一个个都表现得颇为谨慎，劝谏崇祯三思而后行。
以史为鉴，历代王朝有意进取的皇帝都打过削藩的主意，但是几乎每次削藩，总能掀起惊天动地的大动乱。
历史上著名的“削藩”有三次：一是西汉景帝的削藩，引发七国之乱，仅三个月便消灭叛乱七国，平定七国之乱后确立了中央对地方的最高权威。
二是唐代宗、德宗、宪宗、穆宗朝的历次削藩，先成后败，暴露了节度使制度的弊端，强盛的唐王朝也为藩镇所灭，这为宋代提供了教训，是以宋朝藩王的权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限制。
最为著名的一次便是本朝的建文帝削藩了，结果引发靖难之役，建文帝反被燕王朱棣拉下了帝位，削藩直接翻了车。
因为建文帝搞削藩把自己的帝和身家性命都搞丢，是以自他之后的历代大明天子均吸取教训，就再没有搞过什么公开的削藩动作，只是悄咪咪地剥夺了各地藩王的拥兵之权。
为了补偿各地藩王，朝廷对于各地藩王宗室的违法乱纪之举，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恐施压太过，再搞出一个什么靖难之役来。
不过长此以往，随着藩王宗室的人口不断繁衍，供养宗室已经成为了地方上最为沉重的负担，最终成为拖垮大明朝政的重要原因之一，宗室子弟与大明王朝一起滑向深渊。
朱由检作为穿越者，既然已经知道这个弊端是拖垮明朝的重要原因，自然不会视而不见。
五月十八日，朱由检于文华殿中召开了内阁会议，黄立极、施鳯来、张瑞图、李国普、孙承宗、郭允厚、温体仁七位阁臣围着圆桌坐成一团，此外，主持京营改革的范景文、李邦华两位大臣也列席了此会。
众位大臣正襟危坐，朱由检环视众人，先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喉咙，开口说道：“以史为鉴，我中原王朝鲜有超过三百年的王朝存在。
大明开国迄今，已有二百五十余载，按照历史车轮的轨迹，我大明应处于王朝末年，一个治世向着乱世急速坠落的阶段。
为了扭转颓势，朕自登基以来，便接连推行新政，算是初步缓解了朝廷财政的巨大危机，但是对于朝廷的根本性问题，仍然只是隔痒挠靴而已。
长此以往，我大明最多只是多继续几年、十几年的国运，仍然逃不过中原王朝熬不过三百年的命运。
如今，我大明外有建奴割据辽东，内有奢安之乱祸害西南，不过，辽东建奴是长期对峙，此时还未到彻底解决之时，西南的奢安之乱则已经到了最后尾声，不出意外的话，大概七月份就能彻底平定。
这两项问题显然都不是当务之急，眼下，我大明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还是西北的民生问题，虽然洪承畴已经平定了陕西民乱，但那只是治标不治本，陕西百姓仍然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稍有星火，便是一片燎原之势。
既然朕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存在，那就不会对这个可影响国朝命运的根本性问题视置之不理，若是朝野上下与朕齐心协力，共度时艰，我大明或许能打破中原王朝无法度过三百年的怪圈；可若是上下离心，人人只顾私利，而枉顾国家公义，那么大乱之世就在前方。
陕西近十几年来连年干旱，去年王二便率先揭竿而起，发动叛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陕西的受灾之早，受灾之重，民不聊生无以延命，百姓只得起身反抗朝廷的统治。
而与陕西百姓民不聊生境况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陕西的宗藩贵族土豪劣绅仍然贪婪奢靡，对百姓的盘剥非但有丝毫的松懈，反而趁着陕西百姓无力耕种土地出外求活之际，大肆侵占百姓的土地。
这种歪风习气，尤以陕西秦王、韩王、庆王、肃王四大藩王为甚，四大藩王名下的土地，竟已超过了陕西耕地的一半。
陕西虽然面积广阔，但是除了关中平原外，其他地区大都是土地贫瘠之地，即使情况稍好一些的关中平原，经过上千年的长期耕种之后，地力亦远比南方贫瘠。
昔日太祖等历代皇帝之所以在陕西大肆分封诸王，主要原因是陕西靠近边疆，乃防范蒙古的第一道防线，诸王分封陕西，便是为了让他们守卫边疆，抵御异族南侵。
可陕西诸王失却兵权之后，防止异族南侵这一责任也随之免去，他们只享受权利不担负责任，已经成为地方上最大的负担。
陕西连年天灾地方贫瘠，百姓本就已经不堪重负，如今还要供养数量越来越庞大的宗室子弟，长此以往，陕西百姓唯有两条路可走，那便是要么造反，要么等死。
是以朕以为，要解决陕西的问题，必先要解决陕西藩王宗室之问题，那么该如何解决陕西藩王宗室的问题呢，诸位可有良策以教朕？”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