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次突然昏厥之后，太皇太后的身体状态便每况愈下，每天昏睡时多，清醒时少。
圣人终究还有许多的军国大事需要处理，也难寸步不离的朝夕守护。同时心里也明白，这样的状况已经不是药石人力能够挽回，与其整日愁容相对，不如在这最后为数不多的时光里尽力弥补一些人事上的遗憾。
为了让宗亲故旧们便于出入探望，圣人索性搬离了上阳宫，回到太初宫视事办公，只在朝夕探望，并留皇后等女眷们于上阳宫照料。
家事之外，这段时间里朝事也颇繁忙，北征军事的各项收尾，各道诸州的政务汇总，以及每年一次的科举典选等等。
今年的科举策问题目由圣人亲自拟定，内容多与止戈休养有关。科举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典选才士，同样也有着上通下达的作用。
开元以来，大唐的用政基调就在于复兴，无论对内还是对外。过去这十年时间里，在内恢复了纲常秩序，完成了天下籍户的编修，授田劝耕、民生欣然。
对外的成果那就更加辉煌了，先是击败吐蕃、收复了青海，接着又震慑新罗、重治百济并消灭了靺鞨人的叛乱，如今又犁庭扫穴、攻破了突厥余孽，在疆土上恢复了高宗全盛时期，甚至还有增益。
李潼并非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凡所对外的战事也都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节奏。但即便如此，他也深知眼下民力使用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接下来需要进入一段全面深入的修养期。只有根基夯实，未来才能继续走远，开创更大的辉煌。
所以今年的科举，也是对外界释放的一个信号与承诺，在保证当下疆土控制力的前提下，未来起码十年时间内，朝廷都不会再作大的征战计议，给民众以充足的休养。
这也并不是满足当下、雄心冷却，自古以来兼并容易而凝聚实难，大唐立国之基础、周边境域之环境，终究不适合走上以战养战的高速扩张。若不想鲸吞万里只作昙花一现，便需要一个更加牢固的基础。
这样的想法也并非李潼一人之计议，今年的科举选士虽然没有出现什么后世耳熟能详的名臣才士，但凡所策问论述也都可圈可点，并非一味的歌颂，多有针砭时弊的文章涌现。
有一些文辞论证过于尖锐，看得李潼都颇觉臊热。他于此世兴治，虽然占了几分先知的便宜，但也知过往十年诸多大事兴作，即便勉强顾得大体，小处难免会有失察。
诸科举选人们文章笔力或是不如在朝臣员老练纯熟，但因其身份特殊、介于官民之间，各类观点也颇有可作借鉴自警之处。一些官方立场难作审察的地方弊病，也从这些来自州县的选人们文章中体现出来。
除了与民休息的基调确定之外，一些遗留的人事问题也已经到了该作了结的时刻。
李潼并不知李隆基对于自己“篱墙筑定、打扫厅堂”的计划预判，但这段时间里除了正常的军政事务处理之外，他对于长安的一些人事隐患也的确颇有用心。即便听到这些言语，也不会因知己难寻而有什么怜悯。
发生在长安的一些骚乱，在四月初消息传递到了东都，首先抵达的是内卫眼线的奏报。
内卫眼线奏报的情况不独只有那一篇《鸠鸟赋》妖文，凡所相关人事线索都有述及，足足几大卷的书文内容。
“看来是只有这么多了。人事潦草，不当大事……”
在将这些奏报翻阅一遍后，李潼略作叹息，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心情既有几分欣慰，又略感意犹未尽。
后世对于武周代唐、特别是对武则天这个人，评价褒贬不一，但无论有着怎样的看法与评价，大多都是立足于一个完整的历史进程进行评说，而对当时此世产生的影响，则就有些不够尽实。
抛开感情因素的影响，李潼对他奶奶执政以来还算比较认可，对世族的制裁压制、对人才的选拔与寒门的启用，还有就是在内政方面的建设。
上层政治态势混乱不堪、对外战争的一塌糊涂，这都是客观存在、无从洗地。但是对开元政治人才的发掘与储备，以及民生政治提供的基础，也的确是增益明显。
起码就李潼而言，如果不是他奶奶长期持续的对关陇世族的压制削弱，他也难能获取这么大的施政空间，可能到现在还要沉浸在彼此倾轧的政斗中，甚至于无望大位。从这一点而言，他的开元政治与他奶奶的统治的确是一脉相承。
但是最为一个当世之人，从皇权的角度出发，武周代唐的影响的确是深刻且恶劣。哪怕此世有李潼插队上位，避免了他三叔、四叔时期局势混乱、政变频频的弯路，但情势之中的隐患始终存在着。
尽管开元君臣励精图治、内外用功，但也只能通过大局的稳定去抵消隐患的危害，却做不到完全的杜绝。
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武则天以女主当国给这中古政治生态以及时流人心价值观等等带来的冲击实在太大了。皇权的体面与威严在这一场漫长的政治当中，可以说是被破坏的千疮百孔。
在这中古世代里，女主当国终究不是政治常态，这都可以实现，还有什么不可能？
这就好比在一个民风淳朴的时代中，人人安守本分、努力工作，并认为可以凭此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结果却突然出现一个投机取巧、用非常规的手段聚敛到大笔财富的人。
尽管他未必伤害到我，但我的本分与努力在这种现象的衬比下变得全无意义，甚至有些愚蠢，自然就难免心理失衡、戾气滋生。这种心态的变化，并不源于道德层面的恨富，而是价值观被摧毁的幻灭感。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哪怕这种现象遭到了严厉的制裁与及时的补救，但所造成的伤害影响却仍会顽固的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中。
对皇权的亵弄与更迭，又比取巧牟利严重得多。无论李潼在这个位置上做的有多好，但这顶白帽子曾经被任意把玩的事情仍然深在每个时流的记忆里，不知何时就会滋生壮大成吞噬理智的心魔猛兽。
无论是出于伦理道德，还是政治上的承继关系，李潼都难以做到对他奶奶进行彻底的审判批斗。而他既已做出这样的选择，必然也要承担相应的代价，应对类似的骚乱与挑战。
嫉妒会让人面目全非，私欲则又会鼓动人作死试探。每个人都有其所面对的现实处境，深明大义、顺应大势是理智充足才能保持的状态，但谁又能常年累月的保持理智、心态不崩？
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这种隐患切实存在着，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疯狂、负面的想法中，如果要强求杜绝，那只会是举世皆敌、众叛亲离，总有刁民想害朕！防民之口尚且甚于防川，更何况内心中的幽暗。
最正确的做法还是强大自我、建设秩序，挤压混乱的生存空间，只要本身足够强大，即便有所骚乱，也难以伤及根本。
过去这些年，李潼也的确是这么做的，确保自己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纵然与敌同行、祸患始终存在，但对比之下终究会越来越小。
人心中自有幽暗险恶，当然李潼自己也绝谈不上心向光明、心迹坦荡。绝大多数的情势隐患都可以交给时间、交给大势去逐渐消弭，但终究会有一些冥顽不灵、野性难驯之类，这就必须要暴力消除、彻底的了断。
同李潼共在此中天地，对李隆基而言是一大悲哀。哪怕他一直安分守己，李潼怕也难豁达到一直控制杀心，由其安享一生，更不要说他一直的蠢蠢欲动、撩人心弦。
消灭一个李隆基，对李潼而言自不是难事，甚至伦理道义对他都不成阻碍。但此前是何必如此，如今则是所求更多。
太皇太后将要辞世，结束这传奇又纷扰的一生，而李潼与他的大唐开元也要告别过往，步入新的境界、新的天地。
世情的转变与进步，需要一定的仪式感，需要一个标志事件。当此时机，血祭一批适乱不安、怀谤此世的隐患人事，也算是惩前警后、轻装前行。
内卫奏报凡所相关的人事，比李潼预想中要轻微一些，一些他已经打算借此清除的人都没有涉此中。
一方面自然是漠北新胜、大局愈稳消除了这些人的险恶心迹，另一方面则就是他对临淄王显露的恶意已经越发清晰，让一部分时流怯于靠拢。
李潼对此也是既感觉有些遗憾，又不无欣慰。
察察则无徒，既然当此家国重任，终究还是要有所包容，论迹不论心、论心无完人。匹夫一怒伏尸两人，天子一怒则血流漂杵，他奶奶给他拟字慎之，如今他也要缘此自警。
有求生之欲，我自赐之活路，开元政治该当有这样一份开明与包容。但若生机不能缘我而求，哪怕再如何苦心孤诣，最终只会是妄求。生杀由我，舍此无贰！
内卫信报送来的第二天，留守府的奏报便也到来，而且一来便是两份，除了留守府奏章之外，雍州长史王方庆另有加奏。
留守府的奏报主要述及长安城眼下的军政布置以及民生状况，《鸠鸟赋》妖文也有述及并附李昭德的应变计略，但却无置猜度之辞，只是奏请圣人遣员调查。
对此李潼也并不意外，留守府职在维稳，只要能维持住关内军政大体，便算是尽责。若真妄加猜度、节外生枝，那就是逾越本分了。
王方庆的加奏内容则更少，无涉具体事务，通篇读下只是问候。但这也是此处无声胜有声，他身为留守之一，既然留守府以作章奏，若事至于此，则就完全不必再置别辞，既然再作发书，那就意味着事有未尽、言有未尽。
身为留守大臣，自然不可轻作邪情诬告。作此加书，则就表示长安眼下存在的人事隐患并非留守职责能作处断了。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两封书信看完之后，李潼再拿起留守府发来的那封公函，心中对李昭德隐隐有些失望。
就事论事，李昭德所做出的应对的确无可挑剔，在留守职责内将事情做到最好。但相对于王方庆的事外表情，李昭德则就显得过于公事公办、一丝不苟。
《鸠鸟赋》妖文政治意图是有着极大的指向性，并不止于攻讦太皇太后，深作剖析的话，李潼这个当今圣人才是孵在鹊巢的鸠卵。
这样的指摘性质更加严重，出于情义的话，留守臣员是可以作更加猛烈的应对。李昭德公事公办、不逾尺寸，虽然做到了尽责，但同时也是借此职责免于亲手加害相王血脉子息。
从内心的感情立场来说，李潼这个圣人在李昭德心里还是输给了相王。
虽然说食禄受事、名位分明，君臣之间又不是谈恋爱，大不必作俗情的斤斤计较，但李潼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酸涩。
明明是我包容有加、把你重做启用、政治生命再有延续，可你却仍对那个将你疏远贬谪岭南的故人念念不忘，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
当然，李潼也不至于因此怅然失落，李昭德虽有念旧不忍，但也并未因此私情而渎职行错。身虽许国，但内心也该有三分自我以自视，怀此不忍便不是彻头彻尾的凉薄之人。
如今朝堂内外，只待圣人一声令下的人不要太多，终究还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队伍更加的亲近可爱。
抛开心中这些杂绪，李潼提笔作敕：以新从营州归返的谏议大夫徐俊臣加侍御史，返回长安调查妖文案事，留守诸司凡所刑事相关，并案共理其事。
当这敕令写完之后，李潼便听到殿外脚步声匆匆行来，抬眼望去，只见到杨思勖神情悲伤的入殿叩告：“禀圣人，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已于申时两刻宾天……”
尽管心中已经有所准备，但李潼乍听此讯还是心弦一颤，片刻后抬手揉了揉有些酸涩的鼻头，然后涩声道：“传告政事堂诸相公并在京三品，即刻入宫辞别太皇太后。即日起罢朝礼丧，光禄大夫杨再思加礼部尚书、仆射王绍宗加鸿胪卿，并为司仪大使、专治丧务。中书侍郎李峤出蒲州刺史、知顿扶柩，太仆卿郭知运加河津大使、典军五千赴潼关待驾，门下宋璟、兵部桓彦范并留堂察事……”
过去这段时间里，相关的人事安排早已议定，眼下只需制令署行。
之后李潼便也退离明堂，于厢殿中更换丧服，并将内卫郭达召入，吩咐道：“即刻护送姚相公归京，支军北进后封锁京营衙堂符令，驾归之前不准人事调度，金吾卫暂领城务，内卫暂直宫务。传告同王赴渭北待命，不得离军……”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