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法国巴黎。
自1848年2月23日到6月16日，法国巴黎这颗法兰西的心脏从来没有一刻停止过它的剧烈运动。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是一个诞生于街垒中的畸形儿，它在奥尔良王朝的半废墟中建立，奥尔良王朝的毁灭并没有将这些奥尔良的议员砸死，旧的阶级没有改变新的阶级也没有出现。盘踞在奥尔良王朝的金融贵族们依旧高高再上，那些可耻的王朝议员们摇身一变成为了共和的拥护者，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国民自卫军也沉迷于革命的胜利，他们欢呼雀跃、他们载歌载舞，因为革命让他们的财产利益能够得到诉求，他们终于可以放下手中的枪支，放马南山了。
共和派欢呼共和的来临、君主派只能接手共和的事实在阴暗的角落力图复辟的事情，共和的时代似乎真的来临。但是事实告诉他们这只是短暂的和平，推翻奥尔良王朝并没使得国家富强起来，反而比以往更加的混乱。基佐在48年勉强维持的秩序被一场革命推翻，革命过后的巴黎更加的贫困不堪，3月到5月工人失业、小资产阶者负债，外加上左翼政治家以及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被驱逐出左翼政府，让整个工人阶级都沸腾了起来。
工人们始终无法明白，明明是已经推翻了国王迎来了共和。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保障。为什么自己的依旧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而有些人却什么都不用干躺在家里就可以坐享其成？为什么他们的家人为了面包而累死累活的奋斗，而有些悠哉悠哉，心安理得的在躺在一本名为功劳簿的本子上。为什么我们穿的上破衣烂衫而吃的都是猪食，他们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吃着我们没有吃过的山珍海味？
“共和？共和？什么是共和？我们共和了，但是我们的生活保障了吗？不，没有！我们只是想要一份想对轻松的工作，我们只是想要家人都吃的饱！这个要求过分吗？我们想要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剥夺的共和国这个要求过分吗？”
共和并没有让工人的生活吃饱，当法兰西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成为一句空话的时候。法兰西的工人开始隐约的有些暴乱了。他们没有退缩，他们相信自己会像几个月前一样将共和国改造成他们想要的模样。
此时的共和派早已不是二月革命时的共和派，坐稳法兰西政权的他们本质上神一群依附于大资产阶级的“新贵族”，在工人运动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并不是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而是认为现在需要的是秩序。
“共和已死（不再革命）”成为温和共和派掌权者们的潜台词，针对工人阶级的行动在5月15日的公告中已经明确的说明“共和国已经建立于秩序之上，他只能靠秩序而生存。只有和秩序同在，才能从事劳动。维持秩序，改善劳动者命运的大难题必须得到关注和解决”。
温和共和派的态度显然让整个工人阶级不满意，你们既然说没有方案，那我们就给你提一个方案。
1848年5月15日，饱受饥寒的工人与手工业者联合在一起在在野心家的引导下组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游行人群大约有10万多人，众人聚集在杜伊勒里宫门前的广场等待着答案。
此时制宪议会的大门依旧处于紧闭状态，游行人群的身旁到处都是军队的暗哨。只要制宪委员会一声令下，作为塞纳省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尚加埃尼就会与来自巴黎其他省份的军人一道将这群妄图复辟（这是尚加埃尼给这群可怜的工人扣上了一顶帽子，而尚加埃尼的本人是一个妥妥的奥尔良派保王党）的反动分子给予最严厉的镇压。
杜伊勒里宫的行政委员会也是乱做一团，军事部长卡芬雅克是一位坚定的共和派，但是在军旅的生活令他非常反感这种无组织、无记录的暴动。
作为共和派在军队中的少数人选，卡芬雅克敲打着行政委员会的桌板冷酷的说：“这些野蛮凶残的畜生！共和真正的敌人不是奥地利人和俄国人，是他们！只有用血才能让他们认识到什么是共和国的权威！我提议立刻出动军队对他们进行镇压！”
对于同样身为行政委员会的一员，而且兼任过临时政府首脑的拉马丁来说，他是一位温和共和派诗人，崇尚的是资产阶级自由派。所以他对于卡芬雅克的行动并不赞同：“我不同意！这样会加剧我们与巴黎人民的隔阂。同志们，我们进行共和并不是为了自己。我们是为了法兰西3000万人民不受国王的压迫而革命。如果我们今天镇压他们，那么我们和当年的路易.菲利普有什么两样？”
死硬的右翼分子（法兰西军队出来的不管共和还是君主都是死硬的右翼分子）卡芬雅克冷笑着讥讽道：“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难道让我们行政委员会都变成他们的应声虫？共和并不是菜市场，共和也需要秩序。对待不遵守秩序的人，应该实行镇压。”
“不好了！”一位衣衫不整的中年人冲入了行政委员会办公室高呼：“这群暴民，这群暴民冲入了制宪议会！”
“什么”
“他们这是要颠覆共和！他们这是想造反！”卡芬雅克的声音提高了几个分贝。
“他们有没有提什么要求！”拉马丁皱着眉头说，工人的行为显然已经触碰到拉马丁的底线，自己辛辛苦苦维持的共和绝对不能让他毁在自己手里。
有的，气喘吁吁的中年人握在手心早已将揉成一团的纸张开大声朗读：反对失业、建立劳动部、向富人征税、军队撤出巴黎等一系列求。
“不可能，这群该死的暴民是在向我们、向行政委员会宣战。”卡芬雅克用洪亮的嗓门的叫嚣着。
不光是卡芬雅克不答应，本来倾向于工人的拉马丁也觉得工人要价过高。前两条勉强可以接受，第三条向富人征税显然是无法接受，更别说军队撤出巴黎。
本身军队的作用就是用来镇压暴乱，撤出军队岂不是等于共和国要束手就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