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到古人没有用惯EXCEL所培养出来的数据统计思想、导致很多政策分析不容易做，李素也只好认了，换别的办法解决。
好在这是第一次，在文部建档的过程中，本来就没有对考生资格做硬性要求，所以只要吸取经验，为下次做准备就好。
李素便吩咐道：“以后让文部做档案的官员，多上点心，每年档案收上来之后，还要做个数据统计表。今年年龄在多少到多少区间段内的考生，一共多少名，占总考生人数比例几成几。
其他几个重要数据，也一起统计了，比如考出来之后，每个州郡与其他州郡的高分比例、名次占比。要学会用数据定量去分析科考，这样才好为来年慢慢优化政策找依据，让改革渐进一些、兼顾平衡各方利益，否则不成了拍脑袋行政了。”
邓芝听了，不由再次心悦诚服：司空真是远见卓识，见微知著，能料到将来那么远的隐患。
毕竟汉末的行政人才能想到定性分析就很不错了，哪有为了政策修正调研而做定量数据分析的。这个施政思维就超前了不止一个时代。
当然了，邓芝做李素的主簿那么多年，这种心悦诚服的瞬间已经出现了N次了，他每每都能遇到领导高屋建瓴、神来一笔的时刻。
分析完考生年龄之后，李素发现年轻人果然太多，也关照了一条补救措施：明年开始，要出台明确的政策，对于过于年少之人参考并中举后的授官管理办法，要额外增加把关。
直接禁止低龄考生参考、或者限制低龄考生被举的比例，这肯定是不对的。毕竟历史上真有少年天才，梁启超就是十三岁中的举。
所以李素的想法只是对这些“因为年纪小，肯定缺乏社会经验和工作经验，肯定存在高分低能问题”的考生，采取暂时降低授官级别、强制增加工作实习期，让他们多积累工作经验，再走到领导岗位上去。
凡是考中时年纪不满18岁的，一律降半级作为郎官实习两年，积累够了实际政务经验后才升回原定考过授官的级别。这样也防止少年冲动鲁莽的人直接独当一面负责政务。
这些邓芝都一一记下，表示立刻去安排。
……
邓芝领命之后，李素又叫住他，最后补充交代了几句：“对了，把明算科数学考最好的几个考生，还有明法科刑律考最好的几个考生，拉出来，让他们十天后再陪考一场宾功科的同科目。”
邓芝一惊：“这些人不是已经考中了么？岂能额外刁难？朝廷可不能失信于人啊。”
李素：“不是刁难，告诉他们，后面这场额外加考不是选拔性的，考砸了也不影响给他们授官。
只是让他们做个成绩锚定，将来宾贡科出了成绩，好让那些本地考生和流亡北士考生相互之间心服口服，相信前后两场考试的客观题卷子难度是差不多的。”
邓芝想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意识到李素的创见所在：
因为宾贡科是李素到了襄阳之后，实地调研、结合荆州的情况临时搞的，考试时间都比常科晚了半个多月。所以肯定要另外出一套卷子，题目都不一样。
经义、诸子百家和策略这些科目，还是主观题为主，题目不用改太大，难度也不会有明显差异，反正文无第一嘛。
而数学和刑法肯定不能只是把题目数字改改，多多少少得想办法给题目多点变化。这样才不至于“复习了前面一科的考卷作为模拟题后，再考变得很轻松”。
虽然科举考试从来都是比相互之间的成绩位次比例，不是比绝对分数，卷子难和简单并不影响录取。
但考虑到今年是科举的第一年，流亡北士考的这个宾贡科还是他们民意汹汹、李素从谏如流争取来的，如果让本地人觉得“外地人明明人少竞争不激烈、普遍成绩差，李素给他们面子，还给了那么多录取名额”，这里面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就会很麻烦了。
荆州益州的士人明年肯定会嚷着增加本地人的录取数量、或者减少流亡北士的录取数量。
同理，站在流亡北士的立场上，虽然他们因为提前多做了一套“真题模拟卷”，导致备考会变容易些，更适应一些难题。
但只要李素靠“加大数学题的变化和陷阱”，来换取“流亡北士整体考分跟常科的本地人差不多”这个客观结果，那流亡北士也很容易产生“李素给我们的题目更难，我们虽然考了跟南方人差不多的分数，但那是因为我们更努力”的错觉。
毕竟人类都是只看贼吃肉，不知贼挨打的生物，自己和别人的风光谁都看得见，辛苦则只看得见自己的辛苦。不把士人的这些无理不甘邪念控制好，李素根本就没法稳定统治，客观上公正也没人信。
而加入了杨仪等人作为“考分价值锚定”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能公允不少，大家就会看到：
“诶，这个杨仪在九月底这场里，数学考了8分（满分9分），十月中旬那场宾贡加试，看上去题目变化多了难了，但他还是考8分。看来李司空委任的命题组非常秉公，出题变难的趋势和考生多做真题额外掌握的速度差不多，对前后科很公平。”
邓芝等幕僚把这些前因后果缜密思维都想清楚之后，对李素施政的稳健严密，简直佩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李司空对于各种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事物、在实施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的细微的新问题的推演，怎么能强到这种程度！简直就和左右互搏了几十招、换位思考了N个视角，自己跟自己对抗找茬之后一样缜密。
此后几天，邓芝就把宾功科的准备工作按照新的要求继续严密细化准备，同时常科卷子批完，成绩也都张榜公布了。
董允考中了明法，杨仪考中了明算，费祎中了一个孝廉。
其中费祎是今年最年少的中举者，虚岁都才十四，就被拉来陪跑了，他的族亲长辈也没想到这个虚岁十四的少年会在经义上突围。
因为他是年少的典型，李素把这个典型抽出来，临时“法外加责”让他去多当两年实习郎官，打磨打磨脾气，费祎也欣然接受了。李素顺便让人宣布了明年开始正式实施的“少年中举管理办法”，以后遇到这种情况都比照费祎执行。
其余董允、杨仪等人其实也才十五六七的年纪。
全部茂才录取了12人（三年一届，所以每个州每届要取三个茂才。依然跟桓灵时期每州每年举一个茂才的数量持平），明算明法四科和茂才，每科录取了接近40人。
所以那些历史上留名的名臣，其实也就在取士的总规模里占了不到一成。除去前面提到的三个名字，李素后世隐约有印象的龙套全加起来，也就十几个。
可见科举确实是起到了“发掘很多历史上原本都没听过没出头”的人才的作用。
中举之人都被戴了彩花，骑着马在襄阳城里逛了一圈，秋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襄阳花。不过汉末的民间慕文之风毕竟没有后世宋明那么猛烈，尽管围观群众还是很多，但都是看热闹为主。
人们眼神中并没有宋朝人那么猛烈的艳羡，反而有一些认命的麻木——显然，这些围观群众依然觉得科举里面有很大的水分和内定，都是命。
他们的判断也不能算错，毕竟围标成功也依然是主流，只不过襄阳这一场围标成功的比例比长安那一场又有所降低了。长安那边寒门子弟变着法儿突围的不到一成，襄阳这边这一场却达到了两成，从比例上看早已翻倍。
这和李素到了襄阳之后的折腾、对世家大族的额外打压、对围标的额外肃清、增加围标难度的种种举措，都有一定的关系。
围观百姓和士人除了眼神认命麻木之外，也没有出现“榜下捉婿”或者推销女儿的场景。主要是汉末的读书人凡是中举的，大多数已经成家了。
大家本就没有“穷人熬着不娶妻，等到考中了再娶个好的”这样的思想。新官的单身比例又低，就算偶尔有女儿待嫁的世家大族，也不好意思一次次在人群中碰壁丢人，渐渐就冷场了。
董允、杨仪等人巡游完之后，才被主持的官员王累拦住，告诉他们一项后续行程：“董生、杨生，你们几位刑律和算学成绩最优的，一会儿到总督府赴宴。”
杨仪心中一喜，有点受宠若惊，他想到之前孙资、贾逵那么巴结想找李素谢恩，都被李素拒于门外，这次居然能请他吃饭，实在是一个巴结的好机会。
董允因为是官二代，性情严谨一些，还挺有大局观地提醒：“这位上差，之前张从事为李司空公然宣扬过，抡才为国，不当恩谢私门。学生恐有妨司空清名。”
王累点点头，投去嘉许的眼神，但也解释说：“放心吧，只是让你们后续再多陪考一场，考得好考得坏都不影响结果。”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