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的思绪也很混乱，有点儿肚里东西太多，不知道从何处头绪说起之感，而且他的内容还得修饰架空、把原本发生过的事情说成是哲学推演，这就更累了。
好在刘备也不是很急切，他本来都已经陷入一种焦虑和侥幸交替的精神状态，觉得那么难的问题，哪怕是智如李素、知天命如李素，一时答不上来也是正常的。
“伯雅贤弟能想到《殿兴有福论》和《史记索隐寻正统》这两招跨越时、空的正统常法，已经很不容易了，朕今天的问题，也确实有些过于突兀……”刘备见李素沉思，便在内心如是自忖。
好在李素终于还是理清了思绪和话术，又回忆梳理了一下刘备刚才的主要问题，开始一一作答。
“陛下刚才最后问道，假设天下无有陛下横空出世，华夏会不会陷入神器卑辱、战乱连绵的状态。这个问题虽然不该假设，但臣可以正面回答：很有可能会。
最初会有袁绍代汉，但他若是步伐不够快，而且没能活到灭掉其他残余拥汉势力的时候，那么曹操代袁就是必然的。
曹操之后，如何再被他人所篡，臣说不出具体的推演，但无非是曹操选择两条路：要么严重贬抑武臣，自废武功，一改秦汉以来华夏强而夷狄弱的局面。如此，则曹操终将亡于胡。
如果曹操不严重贬抑武臣，但他自己又是篡袁而立，考虑到任何人对于自己走过一次的路都会严加提防，到时候曹操肯定会总结出‘袁氏之亡在于宗室兵权相比于外姓兵权不够有压倒性优势，所以才被外姓挑拨宗室乱中取事’的结论。
到时候，他就是大封曹姓诸王，而且实掌兵权，哪怕会因此导致一两代人后重演汉之吴楚七国之乱也在所不惜。而且曹操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现在还没得多少疆土，都已经只重用夏侯惇、夏侯渊、曹洪、曹仁掌兵，其余诸将岂有独力佣兵五万以上的？
在他看来，就算重演一遍七国之乱，好歹将来的七国都是姓曹的，哪怕中枢被地方藩王所灭，最后上去的也是一个姓曹的嘛，总比曹氏被其他人篡窃后跟袁氏一样覆灭要好。
在正统崩溃的时候，最重要的往往是最初的六十年，也就是一代人的寿命。一旦最初的六十年熬过了，确保一个帝国的子民都是在建国之后出生的。
生于前朝的老者都老死了，也就没人亲历过朝代更替的腥风血雨，不会有切身体会的前朝记忆，也就不会觉得‘王朝会更替’是正常的，反而认为朝代不会更替才是正常的，这就算是正统认知在庶民阶层中基本稳定了——
当然，这里仅针对庶民，不针对士，也就是读过书的人。读书人会通过史来了解前朝，所以他们心中的正统性一旦崩塌，是很难用时间重建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高祖当年的广封诸王，虽然导致后来诸王血统渐远后离心离德，但也确实完成了‘让没读过书的庶民都忘记曾有前朝’历史使命，帮汉拖过了最初一世庶民寿命的时间。
但是，七国之乱毕竟是必须吸取的教训，曹操指望广封掌兵诸王来撑过正统崩塌的六十年，他未必能确保中枢胜过地方。
而一旦天下大乱起来，就不再是‘庶民是否识正统’可以稳住的了。曹操相比于汉，在士中永远没有正统性，所以只要中枢压不过藩王，所有有识之士都会当墙头草，再无忠义之人，最终限于崩摧。”
李素这番话说得很艰难，还好几次停下来，不但要给刘备时间理解吸收，他自己也要临时组织调整话术，把“八王之乱”、“五胡乱华”逆向拼凑解读，伪装成“智谋推演所得”。
很多地方的处理，还是似是而非比较生涩的。
好在本来就是凭空推演，刘备心中压根儿没有任何图景，李素能有理有据说出一些干货来，他已经觉得很有道理了。
其实更主要是李素跟他认识十三年，算无遗策，积累的信用够多了。现在李素说出一些细节不严密的东西，他也倾向于直接相信了。
总而言之，刘备是确实得出了“只要正统性崩溃，军阀篡位循环不可避免，要稳定就得不惜损害对外战斗力抑制武臣”的推演结论，也为自己避免了这个深渊而捏了一把汗。
不过，沉思良久之后，刘备居然触类旁通，自己醒悟出了一点——这种醒悟，如果是原本历史上那个不爱读书的刘备，还真做不到。
但这一世刘备不但亲自细读史书，寻求治乱经验，关键是还专门通读过李素写的《殿兴有福论》等政治哲学书。刘备此刻是从他对《殿兴有福论》的学习心得里，找到的疑点：
“伯雅，如此说来，你当初创设《殿兴有福论》，尤其是后续还写了注释的《蔡李公问对》，朕如今却从中隐晦地看出一个见解：
一旦殿兴有福论传遍天下，为天下读书人所知，则士怀敬畏，恐惧天谴，不敢为私欲权利妄为。然黔首无知，不知畏惧，故为君者仍需慎待百姓，盖揭竿而起者不知天谴。
现在看来，你是早就知道自己的殿兴有福，有多大适用范围了吧。你要追求的，不是单纯为刘氏一姓万世不易，那只是顺带而为。
你要的是把‘权贵篡窃’这种改朝换代的方式堵死，哪怕要改朝换代，也只能是黔首揭竿，不能是权贵军阀中的野心家为一姓私欲篡窃？
如此，不管天下姓谁，只要天数有变神器更易的理由，不是权贵军阀篡窃，只要军阀篡窃这种事情历史上一次都没成功过，那么新朝的君主，就依然可以信任武臣，不用文武相害、自废汉人对蛮夷的战力。
总结一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要追求的是这个：第一，能少改朝换代就少改朝换代。但换个姓享受荣华富贵，别的什么都没变的那种改朝换代，不要也罢。
非改不可，那也是黔首活不下去而改，甚至改了之后要有新政普惠天下，还依然尽量不伤人君与武将的相互信任，不产生历史首次武将成功篡窃。”
刘备说出这种话，绝对是朗姆奶酒喝多了，思维奔放，胆子也放得开，才说得出口。
众所周知，喝酒对于创意帮助的三境界，只有“微醺”是出发创作灵感的，“酣畅”并不能导致发现灵感，只是让人之前已经产生的灵感敢于表达出来，而“酩酊”就只是误事，喝断片了。
刘备算是“微醺”下思考、倾听，刚好喝到“微醺”向“酣畅”转变的临界点时，全部说了出来。
但李素才微醺呢，刘备敢说他也不敢接口啊，他当然是四平八稳地说：“人智犹有尽头，臣穷极智数，只能想到弥补到这一步的法门，其余非臣不愿，实乃不能。”
刘备摆摆手：“行了，朕就是偶觉豁然贯通，没有责怪你，知道你不敢彻底把话说开的，哪怕再无六耳也不敢。
算了，这话题揭过，关起门来，朕有什么不敢讲的？治乱兴替那么多次了，谁敢说万年无期？子孙不肖，真连续都出鱼肉百姓，贫者无立锥之地，自然会有揭竿而起的。
先汉之末，连刘歆身为宗室，还掌太史，尚且觉得王莽该代汉，恐怕便是亲见贫者无立锥之地——这句话可是他亲笔写的。
说点建设性的吧，今日跟贤弟此议，朕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原先不怎么在乎的‘君与武将相得，互无疑忌’，是多么的难得，居然是华夏尚武之风的根髓所在。
这个根髓立之至难，伤之至易，却又极为重要，干系到华夏汉统，能不能长久保持对蛮夷戎狄的优势——
现在看来，安顺冲质桓灵，鲜卑之祸愈演愈烈，跟朝中自窦宪获罪后，其后八十余年，屡以外戚为大将军掌兵、而天子亡故后又靠宦官另立旁支、外戚宦官互相攻杀、大将军屡屡不得善终有关。
窦宪、邓骘、阎显，都是曾有对外武功的大将军，却不得善终，连续三朝先例在前，到后来幼君与外戚的关系便越来越势同水火。
不仅把幼君推向了宦官，导致乱政加剧。也导致此后为大将军乃至挟君把持朝政者人人自危，越来越想拥兵专权以自保，梁冀、何进、董卓、袁绍、曹操，愈演愈烈。
自梁冀以后，那些大将军只是空挂其名以揽朝政，并无对蛮夷御外侮之功，因为权力斗争被杀，倒还不至于在后世史书上被人借鉴自比以自危。
但窦宪有封燕然山之功，可比卫霍，细读其史，他本人不过是跋扈专权之罪，谋反则未必。从和帝对窦宪的处置来看，窦宪并非被朝廷定罪而明正典刑，只是落入办案的大鸿胪梁棠之手，逼他自行了断。
朕以为，先在弟妹修的《后汉书》里，重新把史官点评的部分修饰一下，强调窦宪罪不至死，只是梁棠与窦宪两家外戚宫斗私逼致死，以显示大汉公允。对于攘除外侮之武臣，非谋反不以死罪论的宽宥。
要是顺利的话，把《汉纪》里的韩信之死篇目，乃至《史记索隐》里重新补足的‘太史公言’对韩信案的点评，也都加上，强调‘韩信罪不至死，高祖从未下令处死，为吕后似加重刑’。
如此，可能多挽救一些后世君、将之间的相互信任？至于明诏给这些古人重新定性，还是等过几年，天下彻底统一再说。反正有朕一日，云长翼德子龙这些是不用担心的，朕担心的是后世子孙任用的那些武臣，肯不肯释怀为公。”
刘备也不能直接说自己祖宗不好，但好在他找的这两个例子，已经是能够尽量遮羞修修补补了。
韩信从法理上来说确实不是刘邦下令杀的，当时他在外打仗征讨叛军，虽然可以说吕雉的命令大概率是揣摩了刘邦的意思，但这里面还能有机会圆回来一点。（韩信是否有谋反这里不讨论，展开又很长。我认同王立群教授的分析，削为淮阴侯的时候确实没有反意。后来可以说有嫌疑，但毕竟是第一次被削了之后被逼了）
窦宪和办案逼死他的梁棠的恩怨，也可以解释。
因为窦太后和梁贵人的恩怨，就有点像灵帝时候何皇后和王美人的恩怨。窦太后是正牌太后，但她没儿子继承皇位，是被她压制的梁贵人生的儿子成了汉和帝（但梁太后没有像何皇后鸩杀王美人那样杀梁贵人，她寻罪杀了梁贵人和梁棠的父亲，梁贵人是自己惊吓郁闷而死的）。
所以说梁棠要找杀父仇人的弟弟报仇，私下逼死窦宪，也说得过去。
刘备这就是想把有统一战争和对外战争大功的人的定性平反一下，示好于后世武臣。
这招他活着的时候完全用不上，完全是他觉得这样可以给子孙积德，让武臣对皇帝的猜疑链稍稍松一些。
当然了，那些纯粹因为外戚成为大将军、混日子没有对异族大功的，就完全没必要平反了。不管他们有没有谋反还是仅仅跋扈就被杀，不重要。武臣对君主的信任，也不会因为联想到这些人的下场而有所损失
比如梁冀那种外戚跋扈将军，对外作战屁事没干成，哪怕他没想篡桓帝，只是跋扈专权，杀了也就杀了，不解释。再说梁冀也不是被明确问罪而杀的，是直接畏罪自杀。而且梁冀鸩杀质帝的罪名跑不了。
当然了，这一切的前提和操作，也就是基于刘备现在所处的环境、华夏文明之前还没有武将篡逆为皇帝的先例，皇帝杀有功武将的先例也极少，所以还修修补补得过来。（武将篡国君、国君杀功臣的例子很多了，那都是春秋战国时候的王，不是皇帝。有皇帝制度之后还没有）
如果是已经唐宋了，恶劣先例历史包袱太多，那还修补个屁。就算君主想修补，李素都会主动劝他放弃的，都烂了，补丁面积比本体还大，修不过来的。
历史太悠久，有时候也是一种包袱。会让每个人都代入其中的角色，然后揣摩“我代入的这类角色在历史上有没有善终”，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习惯。
揣摸多了，原本没有反意的，因为看到的悲惨案例多了，也杀心渐起（君臣都有问题，都有杀心，不是单方面的）。
现在这状态，能不能补回来，李素也说不好，但刘备想尝试，看起来就算干不成，也不至于有什么反效果，也不至于被说“揭祖宗的短”，导致思想意识形态混乱。
何况，两个案子分别过去四百年和一百多年了，也可以解释嘛，也确实不是皇帝亲自下令杀的功臣，试试就试试吧。
刘备决定以后一定要教导后续子孙，好好读读历史书，要自己读，不能让博士挑重点讲解。
当皇帝的人，尤其是生于深宫，本来就对社会缺乏了解，不知民间疾苦，再不以史为鉴，根本就不了解如何代入和安抚臣子的疑虑。
安排完这些，刘备因为刚才提到了给韩信平反定性的事儿，也是越想越惋惜。
高祖一辈子留下的绝大多数是政治遗产，但唯独这儿，让人扼腕叹息。虽然刘备也知道那是刘邦当年正统还不够强，所以手段狠了一些。如果是刘家人已经当了哪怕五六十年皇帝了，再有个韩信都不用怕的。
如此一想，刘备就骨鲠在喉地衍生出两个问题：“伯雅，高祖与韩信之前，虽然没有武将篡帝、皇帝忌惮功臣之能而杀大将的恶例，但春秋战国时国君杀大将、大将篡国君的例子还是不少的。
那为何只要国君与大将之间没有篡逆相杀，天下的人心就可以信任这种稳定能一直被借鉴下去呢？为什么他们不会借鉴到勾践文种范蠡身上去？
如果高祖之前，秦始皇不再用民过重，以秦之正统，是否可以完全不杀功将而平稳有天下？秦始皇生前，王翦等人也颇得善终，蒙氏之死，那也是胡亥时所为。”
刘邦想到这一步，完全是彻底进入了“酣畅”向“酩酊”过渡的阶段，所以连同情秦始皇的假设都开始说了。
当然，他作为汉朝皇帝，肯定不是出于希望秦始皇的天下一直下去，他只是忍不住做一个“正统性足够的君主，该如何建立一套世世代代安抚武臣的制度”的思想实验，以为自己借鉴所用。
这种思想实验，他也只敢在没有外人的时候问，否则太有损皇帝的形象。
面对刘备执着求知求安慰的状态，李素决定给个高屋建瓴的回答，让他放弃幻想，同时结束今天的讨论。
李素：“陛下，诸侯国君背信弃义、出尔反尔、鸟尽弓藏，与皇帝做上述三类同样的事情，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诸侯国君并非天下共主，有无道者，还有天下他国共诛之，吊民伐罪。
所以哪个国君做得不地道，自有外部势力惩罚他，国民也不用担心天道正义得不到伸张，不会把自己代入受害者，只会觉得那个君必然被百姓所弃、国力日衰、最后为其他诸侯所灭。
所以从这个角度，皇帝背信弃义的伤害要大得多，士庶百姓都会发现其上再无制衡竞争之人去惩戒这种背信弃义。而秦始皇不可能久有天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跟他看不透这一点有莫大的关系，这种假设一开始就不成立。”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