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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七一章 守土官长

不怕日本有雄心野心甚至复仇之心,就怕日本躺平等死。

真要是躺平等死,来混不吝的手段,强化《节俭令》、强化禁民间戴金银、严令武士要安贫乐道不要穿丝用瓷,继续用旧有的统治方法来继续统治,深化社会死气,那大顺这边就只能再打一遍。

但只要不躺平等死,就绕不过一个问题。

钱。

就刘钰去江户送地瓜之前,连削弱诸藩的参觐交代都停了的财政情况,真就是除了当买办之外,再没有别的来钱方法。

腐朽的满清可以搞十三行,垄断对欧洲的出口贸易,顶着火绳燧发的半代代差,从巴尔喀什湖打到尼泊尔再到缅甸。不是所谓武德充沛,唯能氪金、且几十年能氪得起十一二亿两而已。

日本可没有能大宗出口的东西。八十年前短暂的瓷器雄起,不过是因为明末大乱,欧洲人在中原拿不到货,恰好丰臣秀吉在朝鲜战场上抢了一些瓷器工匠。

既不能靠出口挣钱,那就只能选择靠进口挣钱。

刘钰好心好意地给了百分之六的关税,可不是大发善心,而是让幕府有动力扩大进口。反正穿得起丝绸的,也不差这百分之六的税。等着日后机器纺织业发展起来了,需要扩大日本百姓市场的时候,再打一顿要求降关税就是了。

德川吉宗就知道刘钰没安好心,看刘钰写的“岂不美哉”,心道金银这么无用,你怎么像是苍蝇见了血似的?你大顺怎么不把金银都送人,岂不美哉?

但现在也正是前有狼、后有虎。

就刘钰这副一脸求财的模样,德川吉宗确信刘钰还有半句话没说。

幕府要是搞节俭令,那大顺就可以换个幕府,大顺自己搞征服可能有点麻烦,武士怕被四民平等、取消特权,一定会拼死抵抗;但从伊达氏到毛利氏再到锅岛氏,扶植一个新幕府难度还是不大的,满打满算三四万有大规模野战能力的旗本,打一场萩城之战规模的野战,德川幕府自己就会崩解。

不改吧,慢慢等死。

改吧,好像刘钰给出的办法,真的是唯一可行的。前提是幕府仍旧统治,要不然办法倒是挺多的,不止这一个。

德川吉宗已经吃过甘薯救荒和铸币改革的大亏了,现在真的是上也不是、下也不是。

细细琢磨了一下刘钰给出的思路,好像也的确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每年的关税、特许专营、硫磺铜料专卖等,能给幕府新增三四百万两的收入,确实可以养得起一支一两万人的正兵之外的奇兵、也可以在德川直辖领的核心地区开办一些学堂。

别的选择都不现实,不管是英国还是荷兰,此时还没有展示出足以让日本震惊的实力,而且在这么多年的锁国惯性之下,只能学西洋之器,绝对不可能学西洋之道。

汉学在日本本就有很广泛的基础,作为化圈的亚文化和衍生文化,上上下下儒生并不缺。而且基本上也跟得上时代的主流,大顺这边全面反思朱子学、日本这边也开始出现了古儒一系。

不过,这件事对整个日本、整个德川幕府的统治而言,却也有一些让德川吉宗犹疑不决的地方。

“刘君为中华之人,却不懂儒家大义,亦不知名教之德。”

“宋时,苏子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

“贵国之大儒顾炎武,亦曾有著作流传长崎。以其所言,以为宋之亡天下,实亡于王荆公变法。若如青苗法等害民之法,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

“然荆公变法后,人心趋利而忘义,这正是宋亡天下的根本。这不像是害民的青苗法,知道有害可以一日废除。这种趋利忘义、结党言利的风气,为祸百年而不知。”

“《小雅·角弓》言: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猴子爬树不用教,自己就会爬。可王荆公动辄谈钱、谈利,这却是在教天下的‘猴子’爬树,让天下士、民,都趋利忘义。”

“刘君既叫我于日本广播朱子之学,却又叫我鼓励奢靡消费;叫我办学求贤而奖儒生,却又叫我不准武士安贫乐道。这何异于南辕而北辙?”

“幕府求利,这难道不是让日本的风气‘教猱升木’吗?若不成,日本之风气为之一变……届时便无有退路。”

“若不行之法术,不成,还可以退回武家法度;行此法术,风气一变,退而不能。”

“刘君这是刨根之术,唯可进,而不得退。”

刘钰看罢,盯着那句“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心道你自己信吗?

无非是担心事情不成,武家制度崩溃,又没有完成统一削藩的大业,以至于退路都没有了。

这就是标准的干大事而惜身,老琢磨着留退路,可现在不是你想退就能退、想不往前走就不往前走的。

真要是大搞节俭令之类,收拾完南洋的荷兰人,一看日本这边的贸易量没有巨额增长,肯定还得再打一顿,那时候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这又何必呢?

不搞节俭令,不用行政手段控制贸易量,那武家制度必然崩解。

心道反正由着你折腾,真想折腾,不折腾个几十年,两三代人,是折腾不明白的。两三代人之后,时代早就变了,到时候大顺的工业,就巴不得去掉武士阶层,有个更广阔的日本底层市场。

日本既不像印度只是个地理名词,至今还没有早期的民族意识;又不像印度气候适宜耕地众多,是大顺周边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棉花、靛蓝的原材料基地。资源也缺乏的很,这就不适合作为一个原材料基地,搞正统殖民统治。

这时候见德川吉宗还在琢磨着退路,刘钰也直接亮出了獠牙。

“此事,不在于将军,而在于天朝不允许将军往后退。将军若想留退路,天朝的货物如何卖的多?那这一仗不就白打了吗?难道将军真的想让天朝再打一次,或者扶植一个新的、更喜欢拿关税和专营贸易之利的幕府将军?亦或是想着各藩自由与天朝贸易?”

咄咄逼人的笔锋之后,是江户海面上的巨舰大炮。面对这样的屈辱,四周并无外人,德川吉宗知道大顺不可能允许他还有退路,只好询问密约的内容。

即,幕府到底要答应大顺什么条件,大顺才能保证德川一族的统治,保证日后德川削藩时候大顺不会反对。

这些不可能明写在条约的内容,也正是刘钰这一次同意和德川吉宗见面的理由,他可不是来和德川吉宗辩经、谈国家之所以存亡到底在强弱还是道德的。

密约的条款,也没有多复杂。

先是大顺这边出人,在五处商埠处,协助日本国办理海关,检查关税。

明确关税之后,上岸且缴纳了关税的货物,沿途不得再加任何的税种、厘金等等类似的东西。

大顺为幕府提供一批火器和几艘军舰,当然是花钱买的。作为回报,幕府要出人,协同大顺的官方人员一起,完成日本国国土的勘探和绘图,以示服从。

幕府不得出台节俭令之类的条款,也不得禁止商人前往开埠地贸易,更不得硬性规定商人所用的货币种类。

是元文钱、还是享保钱,亦或是更早的金银钱,大顺这边的商人,会和日本上古商定兑换数量和含金银比例。

幕府也不得禁止大顺海商和日本国的金银兑换商人进行交易,幕府不得硬性规定金银兑换比,一切由双方商贾进行协商。

在涉及到大顺商人在日本犯罪的问题时,由大顺驻派长崎等地的办事人员,会和幕府的商埠奉行,一同办理。

幕府不得私自与西洋诸国进行外交活动,一切与天朝体系之外国家的交流活动,必要汇报京城,由京城出面进行交流。

幕府有义务维系锁国体制,除五处开埠地之外,如有各国商船私自前来贸易,尽数击沉、捕获。

如朝鲜、安南等国的船只,“漂流”到了日本,应尽快送往长崎,由大顺这边将其护送回国。漂流至日本的船只货物,可归幕府所有,若朝鲜国对此有疑问,由大顺朝廷出面协调。

稻米、小麦等粮食,不管是出口还是进口,关税应该全免。两国应互通有无,以利百姓之无饥。

为低调处置萨摩藩,以及监视萨摩藩日后不再侵琉球,大顺要在萨摩用一块地,天朝驻扎一支军队。地钱由大顺出,由幕府出面,调换转封为幕府直辖,再借给大顺,只是没必要传的沸沸扬扬。

大体上就是这么几条,总结起来无非就是金银套利、朝贡藩属无主权、关税货物下船不增税、禁止“殖民地”之间绕开宗主国私自贸易,以及卡在萨摩藩和琉球之间,监视西洋人来日本的必经之路。

因为贸易顺差,美洲、欧洲、和日本的白银大量地涌入中国,所以导致中国的金银兑换价从二三十年开始逐渐下跌。而日本因为白银外流、黄金产量不低,都使得金银兑换比值很高,使得大顺的海商完全可以靠金银差价,数年之内把日本的金银价榨到大顺同等水平。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而是涉及到上千万两白银的大利润,换言之十万吨吨位的海军,自是要仔细和德川吉宗谈清楚的。

日本有奇葩的关东用金、关西用银的货币习惯。东部惯用金,最先感受到冲击的,肯定是德川氏直辖的领地,这事儿要不说明白,一年之内德川氏肯定要嘀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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