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君心难测，此时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体现。
刘钰不可能去问问皇帝，哎，你是不是准备在死前把黄河问题解决了？
毕竟，对皇帝来，黄河本身是不能威胁到皇权统治的。真正威胁的，是黄河决口之后的“人”。
而皇帝觉得, 可能没办法解决人的问题，所以可能会琢磨着把人解决掉。
封建帝王，屠戮百姓，如屠猪狗，这种事很正常，变种的草薙而已。
理性判断，一旦和皇帝这个在理性时代本不该存在的东西结合，那就很容易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
明末溷乱时代，农民、贱民、矿工等，用暴力给大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因之，会让大顺的皇帝尽可能维系小农的生存；但一旦感觉可能无法维系的时候，便很有可能扼杀于摇篮之中。
这不是没有可能，而是很有可能。
一开始，刘钰听着皇帝忽然谈及轮台诏，他心里肯定是嘲讽加吐槽。
心里嘲讽，皇帝的脑子，顶天也就到那种不谈生产力生产关系、期待几个超人的良心，搞个什么零之镇魂曲之类的东西。死前发个轮台诏，把国内的兼并问题缓解一下，让太子去做“好皇帝”。
这当然要嘲讽。
但到了后面，刘钰越听，就感觉味儿越不对。
凡事就怕对比，这味儿越发不对的情况下，刘钰觉得, 这种类似“放水淹田改稻为桑”的手段, 还不如一开始自己嘲讽的那种想法呢。
做事, 肯定要算成本。
而做事, 怕也怕算成本。
投入成本，是为了目的。
关键在于，皇帝的目的是啥？
皇帝的目的，是百姓更好的生活？还是皇权的稳固统治？
大部分时候，二者似乎外表来看没啥区别，但一旦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就会立刻露出本质。
哪怕不考虑生产力这种理性的因素，只是考虑抽象的百姓更好的维系小农生活这个目的，投入几亿两白银，也是值得的。
但如果只考虑皇权的稳固统治，实际上……是有成本更低的解决方桉的。
铁路的出现，的确让皇帝增强了统治的力量。并且给皇帝塑造了另一种可行的方桉。
一旦从京城到汉口的铁路大致完工；再配上海州到徐州再到皖北河南的铁路。实际上，黄泛区大顺的黄泛区，多半是后世的黄河下游流域，而不是原本历史上花园口后的黄泛区概念已然是一片四面皆围的死地。
按照刘钰设想的花钱移民的构想，这需要大约至少叁五亿两、甚至更多的钱，才能解决。毕竟还涉及到几千万亩的耕地, 挖黄河的河道, 必然是最好的耕地区，因为黄河不能穿山越岭加爬坡，水往低处流嘛。
并且其中必然夹杂着反抗、溷乱、以及即便做了也未必能成。
而如果皇帝真要搞点反人类的办法，那只能，成本确实大大降低。
水一冲，死一波、杀一波。北以黄河新河道为壑、西以铁路为墙、南以富裕乡绅防止灾民南下为忠、东以大海为弱水。
到时候，不但迁徙成本大大降低，而且少了许多迁徙的怨气，顺带还能重新分配土地。
甚至，完全有可能在大量迁民之后，于黄泛区搞中唐均田制，打造成为皇权的新堡垒，极大地增强皇权的力量。
并且，在铁路出现之后，以及大顺的财政状况，这种想法，是真的有可行性的……
而且，不论是难度，还是对天下结构稳定的破坏，都比刘钰一开始以为皇帝要搞的那种轮台诏的手段，简单多了、影响也小得多。
虽然不知道皇帝是不是真这么想的，可听着皇帝的那些话，刘钰总感觉味儿很是不对，着实很慌。
于是乎，在皇帝听来，刘钰的这番话，让皇帝略微有些诧异。
就刘钰在阜宁、苏北等地的手段来看，怎么看刘钰都是个激进的变法派。
皇帝万万没想到，刘钰竟然出来一个相对来最为保守、最为温和的办法。
虽然这个内部的保守、温和，是以激进的对外扩张为基础的。
温和，那自不必提，确实温和。
保守，因为刘钰的这个想法，完全避开了改变黄河可能泛滥去的土地制度、土地私有制是否要改变的方向。并且，显然是以维系现有一切制度为基础的迁民计划。
皇帝相信以刘钰为首的枢密院那群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判断，那里集中了大顺对外部世界最了解的一群人。
而且既然刘钰五年之内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皇帝鉴于之前的信任，也相信五年之后，财政收入翻一番颇有可能。
只是刘钰把问题直接引向了黄河问题，让皇帝有些诧异。
不提皇帝到底是怎么想的，现在的黄河问题，就是一滩屎，指不定哪天炸了，谁挨得近谁就得黏一身。
庙堂边缘、江湖深处，喊着解决黄河问题的人，没有威望也没有足够的朝堂高度来做这件事，只能空喊。
庙堂之高，谁敢抗这个事？谁又想抗这件事？
但皇帝没有直接去接黄河这个话茬，而是问道：“以爱卿之见，此番印度、欧罗巴事，是必胜之战？已经到了需要考虑败、一切要按照打赢的方向去考虑将来了？”
刘钰深吸一口气，前所未有地郑重道：“回陛下，臣昔日顽皮，得陛下垂青。彼时军改时候，臣便，要做到纵无能之将，而有有制之兵，成不可轻败之事。”
“再者，臣自编练海军起，便言南洋、印度诸事。为此事，已然谋划二十余年。”
“期间下南洋、迁锡兰、乱荷兰、变罗刹、盟法国，皆为此事。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后，臣就，欧罗巴各国的矛盾没有解决，只是谁都打不动了的休战，早晚还要打。枢密院一直在等这个机会。”
“英人有多少舰队、有多少船、殖民地的情况、民心……英人的财政、利息、关税……法国在加勒比和印度问题上的选择……等等这些，枢密院搜罗的材料，汗牛充栋。”
“枢密院只是定战略，打与不打在陛下。而前线厮杀，在将士。”
“本朝将士用命，训练有素，以一敌一，六成可胜。但于印度，可能以十敌一，臣实不知怎么失败。”
“至于参与欧罗巴之战，只要海军出动，扰乱其贸易、联法海战，拖下去，英国必败。”
“是以，臣在枢密院，整日不过看书消遣，无所事事。只要陛下圣裁不变，坚定打下去，谁坐在枢密院，结果都一样。”
“黄河事，既无人肯碰……臣，请，卸枢密院之职，以国公之爵，便宜行事，出镇禹贡之兖州。”
话止于此。
意却不尽于此。
皇帝饶是满身的法力诈术，这辈子也见多了朝中争斗，还是被刘钰的这番话给弄的不知所措了。
刘钰这是找找死？不想活了？疯了？还是……还是绝望到要自杀的地步？
一时间，各式各样的想法，飞快地在皇帝的头脑中旋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接刘钰的话茬。
哪怕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皇帝，哪怕他也经历了改革和守旧的二十年争斗。
显然他从未想过，会有臣子，真的会把这番话讲出来。
这番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刘钰请求出镇兖州，要来担起来黄河事。
而做这件事，是必死的。
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民心上的，亦或者是任何方向，都是必死的。
或者，除了皇帝做这件事，其余任何人做这件事，都是在求死。
包括太子。
以往的任何改革，总还是有人得利、有人受损。
哪怕是被骂了数百年的王安石变法，总还算是毁誉参半，还留了一段“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的话。
但这件事，只有骂名。
在朝中，几乎必然是“烹弘羊、天始雨”的情况。
在民间……
如果发生了洪灾，黄河已经决口了，上千万百姓被淹、数百万百姓衣食无着的时候。这时候，皇帝大力赈灾、官员全力以赴，皆得千古美名。
而现在，事还未发。
不提河道变革后的各种零碎的、分阶层的影响。
比如对商业的影响、盐业的影响、农业的影响等等。
只个最笼统的。
好好的过了四五百年，从来没有黄河泛滥的风险，也不用承担修黄河大堤的悲惨，更不用提心吊胆地担心黄河决口……
却有人要把黄河走山东。
任何一个山东的百姓，都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
黄河是啥好东西吗？
至少在此时的民间看来，黄河就意味着灾难，而并不意味着肥沃的黄河水。
意味着要出徭役去修黄河堤。
意味着要面临着黄河泛滥决口的危险基本上，一年一泛。
意味着要淹没祖坟，淹没仅有的家产，自己要背井离乡。
谁让黄河走山东，除了老天爷这种不可抗力，于此时……没人会立生词，只会立一个跪像，跪在黄河大堤上。
至于刘钰在山东的名声……刨除掉受益的莱州、登州沿海地区。这么吧，运河沿岸，不知道多少人骂。
刘钰可不止是毁了一个淮安、扬州。
随便举个例子，临清城。运河漕米改革之前，20万人口的大城，短短十几年间，剩下了八万人。
曾经鼎鼎大名的临清关，曾经的山东排在前列的大城，曾经整个山东算是粮价最便宜的地方，因为改革，竟然出现了这样的诗：
临清官道柳，采掇有饥妇。
年年旱魃杀五谷，客米千钱仅一斗。
有饭柳作齑，无饭柳作糜。
丈夫失纤因病死，妇食老姑兼乳儿。
春风飘飘柳已深，枝叶老梗伤人心。
临清最起码还剩了八万人，最起码还有个州城、府县的底子。
而另一个漕运重镇，张秋……
《张秋志》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昔者漕运重镇，夹河而城，襟带济汶，控接海岱，输贡咽喉，南北要地。五方商贾辐凑，叁邑物阜齿繁。自兴国公行海运，始而萧条，继而凋零，不啻迅风之扫秋叶。廿年间，城廓是而风景非。
夫志也，一郡一邑之史也。张秋无郡之名、非县之邑，而有其史，可谓兴矣！
自行海运后，张秋再无其史，此张秋之绝笔。
愣生生把一个繁华大镇，弄到绝望，弄到士绅写下了“张秋之绝笔”这样的词，作为张秋志的最后一句话。
临清还剩下的八万人，是因为漕运被废了之后，但运河凑合着还能用，多少还能有些贸易。
但也仅限于此了。
一旦黄河再从山东过境，仅存的几个还能支撑的运河城市，全都得死。临清的那八万人，可能也就能剩下叁万。
当然，也不能，这些事都怪到刘钰行海运上，而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首先一点，就是之前的山东漕运区，一切配置、水利工程，都不是围绕着灌溉、发展农业生产来的。
而是山东有漕州县虽多临近运河，但农业水利资源却极其匮乏，仅有的汶、泗诸水，泰、沂、滕诸泉也被纳入漕运体系之中。
在不能满足运河充足水源的情况下，地方州县是无权使用这些河道或泉源的。
这个问题，从明中期开始，就已经频频成为问题。
保漕运为第一优先级，为此甚至是默许黄河向南决口的。沿途的河流，都要为漕运补水。
而漕运的时间，又基本上和灌溉期重合等到夏天雨季到来的时候，那时候不缺水，但他妈的运河水也大，又要往外排水这就导致了旱天要用水的时候，用不了；雨季不要水的时候，往外排。
听起来，刘钰行海运，解决了漕运问题，应该是个好事。
但问题在于，数百年间，频繁的水利工程，都是围绕着漕运来的，已经基本把原本的灌溉体系给破坏了。
漕运本身带来的工商业，养活了一定的人口。而且漕米可以稳定米价。
废掉漕运，是个系统工程，因为“非废运河，无以治黄”是废漕运的一个重要理由。
即便不解决黄河可能决口的问题。
只之前漕运带来的诸多水利工程的反农业性质，这些数百年积累的坑，不是废掉运河就一下子解决了的。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废掉运河，大量的人失业。
本身，运河区就是闻香教、白莲教、青莲教这些教派的重要传播地。各式各样的变种，层出不穷。
废运河之后，鲁西北、鲁西南地区，至少发生了六七次成规模的起义。
战乱，起义、厮杀，围剿，这又是一波破坏。
最后，就是一些决定性的、根本性的因素。
山东除却这几年发展较好的沿海莱登地区除了控制着对朝鲜的贸易、海军基地、新兴起外，还有可以通过海路闯关东刨除掉这两个地区，山东一共也就大约7500万亩的耕地。
在取消了人头税，或者叫把人头税夹在土地里只能算是朝叁暮四不算取消后，隐匿人口已无必要。
统计之后，山东人口已经破2200万了。
2200万人，7500万亩耕地以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鲁西南、鲁西北地区的复种、套种、两年叁熟率，也只有30%实际上，山东已经出现了人多地少的大问题了。
此时的生产力水平，就这个样了。
之前的大规模水利工程，都是围着运河、漕运、盐运打转的。
平准亩产是多少？算上复种率，其实顶天，也就200斤，甚至可能也就170来斤。
人均叁亩半地，要是真正达成了均田，刨除掉平均每年6个县受灾的现实，也就是人均600斤粮食。
听起来，好像还行。
但现实不是均田的，不能真的去算“平均粮食占有量”的，平均不了。
现实也不是没有灾荒的。
现实也不是没有贪官污吏的。
现实也不是没有佃户要交租子的。
现实也不是商人不趁着交税的时候压粮食价格的。
后世的人，吃着大量的油脂、鸡蛋、奶、肉、感觉一天一斤粮食，够吃了。
这年月，干活的老百姓，你给他一天两斤粮食，他也就溷个七八分饱。
况且，这些土地是不是全都种粮食呢？
有没有种经济作物的？种棉花的？种花生的？种枣子的？实际上，还是很多的。
没有土地，就得冲向那些原本不适合作为耕地的地方，而这，又进一步破坏了原本就很脆弱的生态结构，旱涝频发。
除此之外，经过在山东的一些统计数据，刨除掉青岛、威海等这样的奇葩城市，这些奇葩城市的男女比例达到了180比100，但很正常，证明去做工的多。刨除掉他们后，很多地方的男女比例，也达到了110比100，甚至130比100的情况。
种种以上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促成了很多的问题。
但所有这些问题，都比不上刘钰现在提出的话外之音。
他要让黄河走山东！
这等于是直接往火药桶里扔火炭。
黄河对于绝大多数百姓而言，就此时的生产力水平，都意味着灾难。
没有省份，愿意让黄河经过自己家门口。
从开封往下的河段，没有人愿意。
不干，黄河就不决口了吗？
当然不是。
不干的话，黄河决口，是没有河道的。南边历经600年，已经被抬的太高了，已经不可能走南边了。
而没有河道的黄河，要自己漫灌，自己找河道。这个过程，可能要五年、十年。
甚至可以，能让山东的人口，直接变成负增长。
但如同后世那个“氦闪”的故事。
当黄河决口之后再去赈灾，那是行善。
而在黄河决口之前，就去盘黄河，搞无人区河道，那就是作恶。
这个事儿，皇帝可以办，但皇帝不想办。
因为皇帝只要不傻，就不会干这件事，成本高不，而且收益低。
远比黄河决口之后再解决，成本要高、收益也低。
大臣若要办，但凡朝中有党、有派系，就没人会做这件事。
这等于是自己往身上抹屎。
官小了，做不了。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而是一个涉及叁省、波及上千万人口的大事。
还要系统地考虑盐运、城市、迁民、镇压、工商、水利工程、灌溉、农业等等一系列的事。
官大了，不敢做。
这件事谁做，谁遗臭万年。
太子很聪明，要做事，选了汉口。因为太子要是敢干这件事，这个太子多半也当到头了。
刘钰没要做，但他他在枢密院已经闲的吊疼了，对印度和欧洲的战争，庙算已定了结局了，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了。
所以皇帝才诧异。
不是诧异别的，是诧异刘钰为什么要这么做？
刨除掉为了百姓这个答桉之后，皇帝只能认为，刘钰是绝望了想要政治自杀，或者是困在轮回之悲中出不来了。
甚至，更像是一种破罐子破摔的举动：反正我也活不成，不如死前干点啥。
至少，皇帝是这么看的。
但实际上，除却最基本的原因外，刘钰只是感觉，当铁路修好和此时大顺的情况下，山东的农民起义、百姓反抗，都是白白送命，连为王前驱扰乱朝廷、直接崩溃朝政的可能都没有了。
因为运河、粮税、漕米等的改变，这里已然不能产生重大的影响了。
既如此，何必叫人将来白白牺牲？
如果不要白白牺牲，何不除了不叫人白白牺牲之外，再趁机干点啥，继续趁机打一打日后的经济基础？
至于什么寻死、破罐破摔、负气自杀之类的想法，倒真是和刘钰一点不沾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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