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西夷让一帮子闲人来看徐光启这些东方来客的热闹，东方受过明洗礼的国家就不一样——万历十二年九月初八，汉城的景福宫光华门外，大张仪仗欢迎上国使臣的现场就没有闲杂人等，有的只是庄严宏大、隆重其事的排场。
景福宫得名于《诗经》中“君子万年，介尔景福”中“景福”二字。作为藩属王宫，其面积与规制严格遵循与宗主国大明的宗藩关系，为亲王规制的郡王府，依明代王府之制营建，所有建筑均以丹青之色来区别于中国皇宫的黄色。
经常出入紫禁城的加衔右都御史，钦差贾三近在光华门下仰头看了看景福宫的宫墙，觉得比自家的墙头好像也没高多少。当他看到宫门之外，躬身肃立的李朝满朝文武，一种暗爽之意油然而生。因为他得到了此前朝廷遣使未曾得到的面子——躬身陪在他身侧的，是李朝的“总理大臣”，领议政柳成龙。
朝鲜也有类似于礼部的衙门，但藩属不能称部，只能称曹，礼曹判书正二品，此际是没资格陪同贾三近的，因为贾三近此次来，对于国王李昖和整个朝鲜来说，意义太重大了。
为了解决大明出现的不算经济危机的“危机”，朱翊钧传旨要求朝鲜免除大明进口货物的所有关税——说实话，这有点特别欺负老实人。
先不说李朝已经把大明当亲爹供起来，也不谈给朱翊钧送来的那一堆不要名分的美女，仅看李昖对朱翊钧的态度，就没得挑。
从万历元年开始，凡是大明有个大事小情，李昖最少派十个，多的时候派三十多个使臣到大明参加各种活动——管一顿饭就行，其余的都自带而且送给各种土特产。各种拜表、贺表等思想汇报一篇接着一篇，搞得朝廷礼部专门成立一个部门来处理朝鲜的事情。
李朝的这种态度，当然能得到大明历代皇帝的欢心。在朱翊钧制霸天下的计划里，对李氏朝鲜也是不征的。就算是朝鲜哭喊着要内附，朱翊钧也是不要的——顶多要些岛屿，便于海军停靠。
为什么呢？朱翊钧必须给天下诸国打个样子，只要你发自肺腑的恭顺，我捎带手都不带打你的。李朝虽然离大明最近，但我就是不要，就是白给我都不要。
还有一个好处——本时空的后世中国不管发展到何种程度，朝鲜的独立存在都将用无可辩驳的证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明基因里是没有侵略和殖民存在的。
......
至于为什么贾三近这个钦差能得到如此礼遇，那是朱翊钧欺负完朝鲜之后，感觉不太好意思，终于给了朝鲜历经两百多年而一直没有得到的东西——注明宗系辩诬成果的《大明会典》。
领议政柳成龙太知道这玩意的分量了，当时在京师朝鲜使臣李友直把消息传回来之后，把朝鲜上下、宫内宫外——这么说吧，凡是接受过儒家教育的，全给整哭了。
国王李昖当时就表示，进口关税免了这点子代价根本就不够啊，再说俺们藩属本来就不应该收大明的关税的！不行，我们必须还要表示——哎呀，可惜我没有生出来公主啊。领议政大人，要不您的孙女送几个去吧。
柳成龙也激动的涕泪交流，认为自家的孙女岁数有些大了，要不咱还是在朝鲜搞一次选秀吧。中华上国什么都有，我们能体现赤诚感激的，就只有这点子土特产了。
为什么朝鲜上下会如此激动，什么是“宗系辩诬”？说来话有些长，这大锅是太祖留下的：当年太祖在南京称帝时，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还是高丽。
在元亡明兴的大变局下，高丽王朝面临舍元服明的重大抉择。太祖即位之后便遣使赐玺书，高丽接受明朝册封，奉明正朔。然而不久之后，高丽亲元派代表人物李仁任弑杀王颛，立辛禑为国王，后又向明朝请赐王颛谥号，引起了太祖的不满：“颛被杀已久，今始请谥，将假吾朝命，镇抚其民，且掩其弑逆之迹，不可许。”
然而此时的高丽朝廷中还有一个野心家——李成桂。辛禑即位后，李仁任等亲元势力膨胀，停用洪武年号，恢复元朝冠服，命令崔莹、李成桂率军进攻辽东，但李成桂认清形势：“若犯上国之境，获罪天子，祸立至矣，亟应除君侧之恶，以安生灵。”
在众将响应之下，李成桂返攻王城，囚崔莹，废辛禑，先后立辛昌、王瑶为王，李成桂掌控高丽大权。洪武二十五年，李成桂又废掉王瑶，转而杀之，易姓革命，建立朝鲜王朝，自此奉行慕华事大之方针，改名李旦，向明朝贡。
按理说，这李成桂把亲元派干死了，自家拜明太祖为大哥，太祖应该高兴才对。但太祖到底是雄才大略之人，对国家外交问题的本质把握力很强。
于是，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四月，太祖派内史黄永奇等出使朝鲜，在《告祭海岳山川等神祝文》中威吓李成桂：“为昔高丽陪臣李仁任之嗣某，今名某者……今观李某所为，似非奉帝命主生民者……彼若肆侮不已，问罪之师，在所必举。”
这道诏旨直接说李成桂是弑杀高丽王颛的李仁任的儿子，李成桂听完都懵了。
他连忙上表说，李仁任是我杀的呀！他不是我爹，您老人家在南京离得有点远，这是怎么话说的，李仁任真不是我爹呀。
太祖朱元璋始终关注北方局势，怎么可能不知道李成桂和李仁任没有血缘关系。但大国皇帝就是霸道，他说是你就是——这样一来，这李成桂建立的朝鲜从合法性上就出现问题，首任皇帝是一个弑父又弑君的杂碎啊。
然后李成桂申请上国赐给他一套郡王袍服，颁发金印作为盖章的国王印玺，太祖朱元璋也不给，而且在皇明祖训中留下这么一段话：
“朝鲜国，即高丽，其李仁人及子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弑王氏四王，姑待之。”
意思是李仁任和李成桂爷俩不是地道人，先后杀了高丽四任国王，颁赐金印的事儿先让他等着吧——姑待之。
然后更可怕的是朱元璋所做的皇明祖训中还有这么一段话：“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如此一来，明太祖便通过《皇明祖训》将李成桂的出身问题及弑杀高丽四王的问题确定下来，李成桂的宗系和建国问题乃朝鲜王朝的正统之源，一直关联到其后世王权谱系的合法性问题的解释权就都攥在大明手中了。
李成桂自建国开始就着力修史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这也为后世李朝历代国王所仿效。但作为大明藩属，李成桂出身的“宗系”问题与弑杀四王的“恶名”记载于《皇明祖训》这一宪法地位的文献里，给朝鲜上下都整的不会了——由此引发了二百多年来，朝鲜孜孜以求的请求大明历代皇帝给《皇明祖训》打补丁的“宗系辩诬”行动。
成祖通过“靖难之役”取得帝位，在国内人心未稳时，“新登宝位，天下诸侯未有朝者。独朝鲜遣上相进贺，帝嘉其忠诚，是以厚之”，下旨：“朝鲜国王奏，既不系李仁任之后，想是比先传说差了，准他改正。”嗯，先改一下，你李成桂不是李仁任的儿子。
但是，可但是，朱元璋早已告诫后世子孙对《皇明祖训》内容“一字不可改易”，这注定了朱棣是不可能真正顺应朝鲜请求对《皇明祖训》的相关记载进行更正，所以大明只能在其他书籍中对此事进行更改。
英宗时期，朝廷修成《大明一统志》，在朝鲜哀求下，对李成桂的宗系及建国问题做了进一步更改：“(洪武)二十五年，其主瑶昏迷，众推门下侍郎李成桂主国事，诏从其自为声教。成桂更名旦，徙居汉城，遣使请改国号，诏更号朝鲜。”把李成桂弑君的事儿也给更正了。
然而，包括成祖在内，这历代皇帝绑在一块儿，也不敢动《皇明祖训》一根毛，而且《皇明祖训》地位最高，所以过些年后，到了正德时修《大明会典》，这事儿又被翻出来，朝鲜上下再次吐血。
一直到朱翊钧派出贾三近，七十多年来，朝鲜围绕《大明会典》的“宗系辩诬”耗费了巨大精力和财力，前后历经朝鲜中宗、仁宗、明宗、宣祖四朝！
正德十三年，朝鲜使臣李继孟从京师回国后报告《大明会典》仍然延续了《皇明祖训》对李成桂宗系及弑杀四王的相关记载，朝鲜中宗闻此讯息，马上召集众臣商议此事，众臣一致认为“《会典》所录，错妄至此，岂唯圣衷痛怛？百代臣庶之所共痛愤……无其实而被恶名，流布天下，实所痛心”，纷纷表明必须遣使辩诬。
随即，朝鲜派出以南衮为正使、李耔为副使的奏请使团赴京辩诬，向礼部呈上南衮所撰的辩诬奏文，奏称：
“臣今听知《大明会典》所录，不惟宗系未蒙改正，又加先祖所无之恶名，一国臣民惶骇罔措……伏望圣慈，仰遵先皇帝之命，许正传说之谬，臣一家得祖其祖，先臣某亦雪幽冤，不胜幸甚。”
对此，明武宗看到朝鲜奏文及礼部建议后下旨敕谕朝鲜国王：“尔祖李成桂原不系李仁任之后，我太宗文皇帝已有旨，准令改正，今尔又具奏陈情，诚孝可念。特允所请，降敕谕以朕意，尔其钦承之。”嗯，武宗同意更正。
正德时期的朝鲜使臣倾向于尽快改正，以免传讹依旧，当时的礼部尚书毛澄等人安慰说，《会典》所录专据祖训，不可追改，但《会典》随时而增损，不久就会重修，到时肯定会根据此圣旨改正。
嘉靖八年，朝鲜从本国使臣李芃那里得知明朝要重修《大明会典》的消息，认为此乃辩诬改正《会典》之误的良机，便派出柳溥及进贺使李菡再次赴京就《大明会典》的宗系辩诬之事进行交涉。
世宗降旨礼部：“是朝鲜国陪臣所呈本国宗系事情，既有节奉祖宗朝明旨，尔部里便通查，备细开载，送付史馆，采择施行。”
事实上，明世宗虽然对朝鲜的请求大为用心，正式命令史馆更改，但其与明武宗一样，都只是空头许诺而已，因为嘉靖朝重修《大明会典》也是费尽周折，断断续续，并未刊行。然而，朝鲜一心将此作为任重道远的大事，坚持不懈地在嘉靖十六年、十八年、三十六年、四十二年派出专门的辩诬使询问明朝重修《大明会典》的进展。
一直到朱翊钧来到本时空，朝鲜国王李昖趁皇帝刚刚登基刷新朝政之机，遣使赴京为《大明会典》“宗系”、“恶名”之事辩诬。
但《大明会典》仍未修成，张居正也只能一如既往地许诺将在书中改正，不过此次与以往有所进展的是，张居正答应将朝鲜前后辩诬奏辞写入新修实录之中，以备后来纂修《大明会典》之时采纳。
从此之后，李昖紧紧抓住每次朝贡机会，又分别在万历二年、三年、五年、九年、十二年不停派出专门的辩诬使不断提醒催促，恳请早日颁赐刊正的《大明会典》——朱翊钧这次终于派出钦差贾三近同学，颁赐给朝鲜刊正的《大明会典》宗系、恶名改正一册。
就这本小册子，让朝鲜感激到了骨头里。国王李昖曰：
“如今日得雪数百年至痛，使祖宗无父而有父，无君而有君......始得为人类，彝伦攸叙，东韩再造，祖宗在天之灵，以为如何？予可以有辞矣。”把这本小册子的颁赐视为“再造东韩”。[注1]
柳成龙则说：“上自列圣，下至臣庶，含冤抱痛垂二百年。今观宝典新颁，东韩再造，无非自上奉先尽孝，事大至诚之致。”嗯，要不是咱们两百多年向伺候爹一样“奉先尽孝，事大至诚”，《大明会典》怎么会给朝鲜刊正呢？
这话给朱翊钧弄得都不好意思了，他问张居正：“老先生，这算不算咱们丢了一个控制朝鲜的手段？”
张居正微微一笑道：“皇上，咱除了《大明会典》再不编别的啦？只要编正史，他就得求着咱——臣看《皇明大政记》这书名就不错！”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