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德.古内小姐：[注1]
感谢您整理我的手稿时，将《论傲慢、偏见与真知》这篇放在了第一卷第一章，因为在我献上《随笔集》的时候，无比庆幸的从赛里斯伯爵的脸上看出赞赏：他至少认为我们还不是不可救药的。
“从未见过河流的人认为他碰到的第一条河是一片汪洋。”“自高自大是我们人类的与生俱来的一种病症”。这些曾令我自鸣得意的箴言，竟然毫无疑问的拯救了欧洲的荣誉。
否则托斯卡纳公爵、费迪南多主教和我，甚至当时在场全体欧洲人，只能用自杀才能挽回“自诩文明人”的颜面——尽管徐光启伯爵后来已经大大的缓和了他的语气，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温柔的了。
我写了这么多，您一定奇怪在西尼亚利亚宫内发生了什么，才让我有如此感慨。您知道，我是带着神圣的使命去追赶来自东方的使团的。通过大公的引荐，我非常荣幸的见到了来自赛里斯伯爵阁下——一位真正的圣哲。
通过与他的交谈，我由衷的认为我就是那“从未见过河流”的小丑，一个典型的自大狂，全体欧洲人的表率。因为我们所掌握的“真知”与赛里斯所掌握的相比，是如此的浅薄和可笑。
刚开始的时候，伯爵有些情绪化的抨击了欧洲人的陋习，那就是没有在清洁“卫生”方面与动物区别开来。当然，我向他解释了我们不愿意清洁身体具有宗教上的意义——但即将受洗皈依天主的伯爵对此嗤之以鼻，并引用了《利未记》将我反驳的体无完肤：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身患漏症.....他躺的床、坐的凳、衣物、和他摸过的东西都是不洁净的......要洗澡洗衣服才行；沾到漏症患者和他的衣物用具或者沾到他的呕吐物等等，都要洗澡洗衣服......如果漏症患者痊愈了，也是跟其它疾病一样，先观察七天，并且用活水清洗衣物和身体......’这一段非常长，我在此不全文引用。”
“徐光启伯爵道，‘波尔多的传染病，如果按照上帝的指示去做，早就控制住了。赛里斯人并没有信仰上帝，但所用的控制传染病的方法与《圣经》所记载的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不过做的更加彻底。”
他紧跟着给我讲了赛里斯已经发现的几种传染病的致病机理：包括天花、血吸虫、脱水症和波尔多正在流行的疾病——鼠疫。您一定想不到，波尔多正在流行的传染病病竟然是通过老鼠和跳蚤来传播，遗憾的是，这两种东西在欧洲到处都是，而我们肮脏的居住环境和长满跳蚤的头发和身体成了传播这种疾病的温床。
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祂派来的天使将拯救波尔多。我即将从佛罗伦萨返回法国，比我更先到达的将是我的命令——清洁、消毒、隔离和防护，只要做到以上四点，短时期内克服这种病症的继续流行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对已经罹患病症的市民，必要的治疗的不可或缺的，徐光启伯爵慷慨的提供了药方，但现在令我发愁的是短时期内无法凑齐这些复杂的药物——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如果能从赛里斯进口这些能够救命的草药，而不是运回奢侈的香料与瓷器，那还真是一笔更加划算的买卖哩。
亲爱的德.古内小姐，如果——我是说如果，我在伯爵到达里斯本的时候就见到了他，那么波尔多的瘟疫很可能不会发生，因为在徐光启伯爵看来，曾经在欧洲大流行的黑死病，就是鼠疫的一种，因为它的症状在赛里斯也曾出现过，但还没等流行起来就已经被扑灭了。
“卫生”——卫护人的生命，维护人的健康，是一种文明的体现。我在韦奇奥宫学会了这一点。伯爵阁下用他访问欧洲以来的见闻与赛里斯人的卫生习惯相比，雄辩的证明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无知和谬误将带来何等悲剧：黑死病和波尔多现在流行的传染病本不应该发生，即使发生了，采取合理的措施也能将其很快消灭。
......
更让我惊讶的是，赛里斯人在哲学、人文思想上的造诣已经突破了人类的思想极限。我无法在信中给你描述伯爵论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时候带给我的震撼。
我猜那些令我自鸣得意的箴言在伯爵眼中只能算是俏皮话，因为他随便说出一句孔子的言论，其中包含的意义及引申出来的道理都足够写一篇两千字的文章——实际上，在赛里斯，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选拔官员的。
说到选拔官员，赛里斯则至少领先了我们一千年——在我看来，这是毫无疑问的。赛里斯根本没有用贵族治理国家的传统，他们从两千年前列国争霸时就开始“唯才是举”，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有才能的人可以担任六个国家的首相，而在他取得如此成就之前，他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没有任何令其引以为傲的血统。
古内小姐，如果现在的欧洲能够做到赛里斯人早就弃而不用的“九品中正制”，简单来说是利用“中正官”在民间通过“举孝廉”等方式选拔官员，我们的国王和人民做梦都能笑醒。
而赛里斯人早在一千年前就用“科举”选拔人才，所有的官员必须通过考试而不是通过他的出身和血统来决定他的地位——跟随伯爵而来的王家屏副使就是通过考试成为帝国的高级官员，在他出仕以前，尽管他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拥有惊人的财富，但在地位上他与赛里斯的农民等同。
这真是可怕的平等。在主的光辉没有照耀的地方，羔羊们被一视同仁了，而这又是何等的讽刺......
天哪，我无法继续写下去了。在与徐光启伯爵谈话之后，我感觉我的整个信仰都受到了动摇。他不是我在三十岁时期的那种“怀疑论者”，在我看来，他对主的信仰非常坚定，但我又有一种感觉——他未必是用教会传授给我们的方法去信仰主的。
例如，他说赛里斯皇帝有一句箴言能够解释一切宗教的本质：“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如果一种事物无法被证伪，皇帝建议大家最好听孔子的话，采取“敬而远之”的策略。
徐光启伯爵说，上帝是我们不能敬而远之的，尽管在事实上祂的存在无法证伪。但人类不能想象上帝，因为祂不可窥知。我们人类想象中的极限，超不出人类自己。因此在信仰上帝这件事情上，我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心灵和道德戒律——把自己的信仰寄托于他人，这本身就是非信。
我的天！我真的无法继续写下去了。
在我返回法国之后，我将把这封信的内容整理出来，我敢确信，这一记录将成为《随笔集》中不朽的名篇，因为它将是我们摆脱愚昧的开始。
想你的父亲，蒙田，1584年11月24日。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