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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合众国政府也没闲着。
一段时间后，爱德华才知道，为什么大卫希尔急着要他在苏联犹太人的问题上主动出击。
没多久后，美苏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签署协定。
协定大致内容是：主权平等，尊重主权;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互不侵犯国家边界；维护各国领土完整；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不干涉他国内政；承认并尊重人权及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尊重民族平等与民族自决；开展国家合作；如约履行国际义务。
其中，人权及人权保护是《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的一项主要内容，可视为欧安组织各参与国达成的政治承诺。
显然，尼克松政府是利用了苏犹法保计的工作成果，将其作为一个突破口，来向苏联施压。
而苏联处于某些不为外人所知的原因也就捏着鼻子认了下来。
但之后的替苏联犹太人的辩护工作就开始进入新阶段-极其复杂，极其微妙。
以至于爱德华怀疑泰勒这个老东西是不是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会是这样，所以及早的从这堆麻烦事情里面抽身而出，以保持他的一世英名？
以泰勒对俄国人的了解，这么做也并非不可能。
但最终他决定把这个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的想法当作无稽之谈抛到脑后。
全身心的投入到位其他苏联犹太人辩护的工作上去。
剩下那些人可比平卡索夫麻烦多了。
先是劫机案的那些家伙，库兹涅佐夫和迪姆西茨逃过了死刑，但转成了按揭执行……
组织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住这两个倒霉蛋的小命，至少眼下任务暂时是完成了。
这两人都在壮年，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应该能扛住劳改营恶劣的条件，加上现在他们也算是在西方颇有知名度，如果苏联劳改当局不是那么蠢的话，应该也不会去刻意虐待他们。
按照爱德华想法，如果他是劳改营头子的话，一定会想尽办法保住这俩家伙的命，否则他们要是真的死了，那就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那就是妥妥的给境外势力递刀子，党和祖国人民是会愤怒的。
作为劳改营首脑，这点政治觉悟应该是具备的，否则他们自己就该成为劳改犯了。
至于其他劫机犯，判的刑罚让美国人觉得有点尴尬，基本都在7-15年。
显然是重刑，可对于劫机这种恶性案件来说又不算太重。
考虑到未遂并且一开始他们也没有伤害驾驶员的企图，似乎又重了些……
组织内部有人建议从劫机案下手，但被爱德华坚决的给否决掉了。
原因就是这种不轻不重的判决，在实际的司法援助中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美国人当然说判得太严重，要求减轻，而苏联人可完全可以引经据典的怼回去-毕竟是劫机啊！
这Tmd不管在什么国家都不是小事！
而且迪姆西茨之前还考虑劫持一架图124中型喷气客机，这家伙说他是累犯也在情理之中。
双方都有充分理由去驳斥对方的充分理由，结果就是彼此陷入无休止的口水战，大家纷纷扣着细节字眼说事，而完全忽略战略大方向。
这实际上就是官僚阶级之前拖事情的模式。
爱德华作为内行人，当然知道如果双方律师都一心一意要打太极的话，那么可以把案子拖到世界末日的那天，当天使吹响了喇叭之后，由上帝他老人家亲自审判。
并且劫机案实际上已经过去快两年了，以目前的速度，再拖个七样，到那时候人都被放的差不多了。
哪怕俄国人承认错误，那又如何？
反过来倒是在扇美国人的脸了。
爱德华其实是知道组织内那些主张从劫机案下手的人的想法。
这些家伙身家履历一般，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太大的能力去做颠覆性的工作，于是便换个角度考虑问题，开始尝试去用一项很持续很长时间的工作来填充自己的履历，给自己的背景镀金。
换在以前他才懒得管这些事情，大家萍水相逢都是混口饭吃的，何必堵别人的路？
但现在他想法不一样了，既然泰勒给了自己尚方宝剑，那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把苏联犹太人法律保护计划发挥到极致，来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同时也算对得起大卫·希尔老爷那顿价值高贵“味道”极好的晚餐了，每当想到这儿他都觉得前列腺蠢蠢欲动。
他的主张是从那些劫机案件的衍生案着手-就是在库兹涅佐夫等人被捕后引起的后续连锁逮捕行动的受害者-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的犹太人社区的领导者和犹太运动的活跃分子。
但仔细研究卷宗后，他也不得不承认，这同样不好办，甚至更麻烦。
因为这些人在不同程度上都犯了忌讳，比如私下结社，穿越境外出版物、编写各种苏联笑话的手抄本-别说这些家伙编段子的水平真是不错。
从美国法律角度来看，这都不是问题。
美国法律在这个问题上比苏联要宽松的多，主要就是两条忌讳，1别沾中国红，2如果沾了也可以，但放弃武装。
其实，在美国共产主义思潮挺有市场，对此俄国人非常高兴认为是他们的伟大胜利，可实际上卖得的最好的确实教员选集……其次是马恩列的著作，慈父的书曾经流行，但现在很少有人看。
道理也简单，教育选集——那可是少见的工作手册，不需要太高深的理论知识，有普通人的智力且意志坚定就能完全照猫画虎成就一番事业……
换而言之，合众国的底线是，不要在这里搞有zg革命特色的sh主义武装割据……
或者说像弗兰克林这种近乎耍猴的武装割据还在容忍范围之内，黑豹党那样的……咳咳……咱们还是聊点民权运动有多伟大吧……至少马丁路德金是被人暗杀的，汉普顿是被行刑的……都是死，但里面的差异巨大。
至于其他社会活动，那就随便来吧。
看起来像是养蛊，但实际上却是给自己的国家打了无数的政治疫苗，有了这无数的混乱打底，只要不是某红色大国的那套东西拿来，那么合众国依然固若金汤。
甚至可以从内乱中总结出无数有用的经验教训，回头编写成手册，对外输出……
在这个方面fbi作为输入端-各大大学和研究机构作为处理器和存储器将其凝练并形成固定格式-cia作为输出端……一条新的产业链就此形成……链条上的人都能赚大钱，至于谁来买单？当然是合众国人民呗。
咳咳，合众国玩这个拿手。
于是事情有点一筹莫展。
第二个平卡索夫实在找不出来。
正当爱德华头痛之际。
苏联内部的情况也有了新的变化。
随着原有的犹太社区被破坏，犹太社区领袖被捕入狱。
对俄国政府而言似乎犹太人问题已经得到了大部分的解决。
然而他们开心了没几天，发现新问题来了。
一个新的犹太领导核心开始出现。
更让人头痛的是，和之前的旧式犹太运动不同之处在于，新运动表现出广泛的对外接触性和包容性以及强烈的政治性！
其运动不在局限于犹太人内部或者说城市社区内部，而是伸向了广袤的俄罗斯大地。
著名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领导的mz运动和这些新式犹太人运动开始联合起来，他们在保持传统犹太人运动的特征-其主要诉求依然是移居国外的同时，积极的承担起了“监督人”的角色。
这在之前的犹太活动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在美国和苏联签定赫尔辛基协议后。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宗教领袖、民族主义者和“不准离境者”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监督小组，监督协定有关人权的条款在苏联执行情况。
这个小组在西方世界被称为“赫尔辛基监督者”或“赫尔辛基守望者”，是西方语言中的英雄。
1970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布成立。
很快又在乌克兰、立陶宛、格鲁吉亚及亚美尼亚成立分支机构。
据他们自己说大约有至少100多苏联公民冒着被捕入狱的危险公开加入这些监督小组。
小组定期地发表苏联国内rq状况的报告。
其件和费尽心力调查到的具体细节。
这样行动是挺能“锻炼”人的，很快就有人脱颖而出。
赫尔辛基监督小组成员中有一个叫阿纳托利·库达耶夫的人，他曾经是莫斯科小组犹太人“不准离境者”的代表之一。
库达耶夫很年轻，才29岁。
但却是个国际象棋专家，爱德华曾经按着库达耶夫的对局去征求贝丝的看法。
得到的评论是，不如彼得罗相太多了，但是个很有想法也很有趣的棋手，可惜在这方面的天赋并不高。
话语有些刻薄，但考虑她对除彼得罗相外所有的棋手都看不上的脾气，应该说库达耶夫棋力还是不错的。
但之所以称他为专家，而不是高手，则是因为库达耶夫不愿意走别人的老人。
实际上这家伙可以说是一个科学家。
他用心研究过把电子计算机技术应用到这项俄国人的传统强项上去。
这让爱德华大吃一惊，要知道他当年可是靠着更深的蓝的两个棋谱让贝丝刮目相看，更深的蓝的出现已经快接近千禧年了。
眼下在七十年代初，尤其是俄国人，他们还在用庞大的电子管计算机呢！
竟然已经有人这种方面的想法和实践，着实令人诧异。
年轻的库达耶夫出生贫苦，他学习刻苦富有钻研精神，在各级学校都一路高歌猛进。
高中时因为成绩卓著获得过金质奖章，按照这个路径发展下去，他在科学或象棋上前途都不可估量。
然而变故发生在他17岁时，他最好的一个朋友发现他是犹太人，于是狠狠的揍了他一顿，大声对他叫骂“犹大，犹大”这件事对库达耶夫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激发起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趣和对以色列的关心。
之后他放弃了阿纳托利-这是个典型的俄罗斯名，而为自己取了一个非常典型的犹太名字“纳坦”。
然后经常在阿希波夫街的犹太教堂（外面）留连忘返。
在那里他认识了娜塔丽亚·斯泰格利茨，也想移民去以色列，她后来改名叫维塔。
1972年库达耶夫申请移居以色列，但遭到苏联当局的拒绝。
库达耶夫决定，与其参加日渐增长的“不准出境者”的队伍，用漫长的等待换来无穷无尽的失望。
倒不如在苏联这个制度下兵行险着-然让自己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刺头，以自己不停的闹事，来换取当局的妥协。
应该说这小伙子很机灵，并且看透了苏联政治的关键处-官僚阶层不怕出事，而是怕事情出在自己辖区。
库达耶夫拥有强大的执行力，一旦确定后计划后，他就开始频繁的加入各种政治抗议活动当中。
而且这家伙的狡猾之处在于，他一边闹，一边却在找关系去联系负责审批出境护照部门的魏林将军。
最终他获得了一次和后者面对面谈话的机会。
库达耶夫具体说了什么已经无法考证。
但据说会谈的结果不错魏林将军倒是答应，如果库达耶夫能够保持安静，哪怕只是三个月的安静。
那么作为对合作的嘉许，他就可以得到签证。
魏林将军甚至表示以“一个gc党将军的荣誉”作保证。
价码不错，并且证明库达耶夫的判断是对的。
于是纳坦·库达耶夫一下子就沉默起来，从积极的反对份子变成了一个安静的修士，并且真的在三个月没有参加参加任何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
然而合作并没有得到预想中的结果。
魏国林将军后来通知下库达耶夫，他移居国外的申请最终被否了。
这直接激怒了库达耶夫，这不是单纯的否决其移民申请，本质上是一场嘲弄和羞辱。
库达耶夫决定不再保持沉默，他又再度加入到抗议者的队伍中去。
与此同时维塔的申请倒是被批准了，很快她就可以移居去以色列。
但维塔一心想要和库达耶夫一起离开，为此她始终没有放弃希望，和他一起等待，直到她的出境签证马上过期了。
谁都知道延长期限是绝对不可能的。
维塔和库达耶夫决定在她离境前结婚。
然而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民政局竟然拒绝给他们发结婚证。
显然，结婚证成了一个工具，用个惩罚一个“不准离境者”和一个即将移民出国的女性的工或者说刑具。
这个时候，被当局视为眼中钉的犹太社区，又一次当了坏人。
库达耶夫也维塔举行了犹太式的婚礼，由一位拉比主持，有犹太教士们祈祷，还按照传统风俗摔了玻璃杯。
这对情人互相注视着低声说道:“明年在耶路撒冷相见。”
在第二天黎明前，维塔离开了苏联。
没了后顾之忧的库达耶夫很快就成了苏联rq运动的核心人物。
实际上这家伙还真是个当头儿的料，经历旺盛，善于沟通协调，以及相当不错的幽默感。
眼下苏联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中最出名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著名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他曾经倍受苏联作协主席肖洛霍夫的保护，但赫鲁晓夫下台后，他的日子越来越难过，1969年被开除出苏联作协；但转年就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咳咳……显然也是个安慰。
其次就是更加传奇的安德烈·萨哈罗夫，苏联氢弹工程的领头人，但后来却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后者每次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都邀请库达耶夫作翻译。
同时库达耶夫实际上还担任了萨哈罗夫的私人助手，每当来访的美国要人要求会见rq运动组织时，通常都由他负责安排，这让他在境外势力中名气极大。
西方记者，比如《洛杉矶时报》的罗伯特·托恩就多次公开引用库达耶夫的话语和文字来作为有关苏联境内rq活动积极分子的消息来源。
如此，KGB当然要坐不住了。
库达耶夫被拘留，被抓起来盘问，也就成为常态，不过都不严重，而且也没收到什么虐待。
尤其是境外势力头子（外国元首）准备来访问时，通常会有大量的西方记者跟随而来，每当这时，当局就会“请”库达耶夫“安静”一段时间，以保证重大外事活动的正常进行。
通常来来说，库达耶夫本事再大，萨哈罗夫在西方再有影响力，但和内务部比起来都是不够看的。
可偶尔也有例外，库达耶夫经常能利用他的好脑子给当局制造点让人哭笑不得事情。
在一次“请他保持安静时”，两个抓他的kgb特工不知道处于何种想法，竟然提出要和库达耶夫玩几把……国际象棋。
显然这两人应该是好手，同时知道库达耶夫在这方面很有才华。
库达耶夫答应了。
不过他也有条件，要挂点彩头。
来钱肯定是不行的，苏维埃禁绝赌博，于是库达耶夫提议，输的人得当众在地上跪那么一会儿。
一刻钟后，大家就看到了百年一遇的的kgb特工下跪的场景。
……
当赫尔辛基协议监督小组成立后，其精神支柱尤里·奥洛夫和安德烈·萨哈罗夫建议由纳坦·库达耶夫作为犹太人移民运动的代表。
库达耶夫全心全意地参加监督小组工作，尤其是亲自撰写了大量的工作报告-当然这些报告最后都通过各种渠道跑到了境外，并成为境外势力用来攻讦苏联的最佳武器。
在干这些事情时，他当然意识到，KGB大哥无时无刻的不再关注着。
他知道他的电话被人窃听，他的家里装有窃听器，他的行动被跟踪。
他有可能不知道的是，有段时间和他同住一室的沙尼亚·利波夫斯基实际上克格勃的眼线和坐探。
可库达耶夫对此不以为然，他觉得当局已经烂透了，不再有当年大清洗时的勇气来收拾他。
虽然他知道自己在kgb名单上已经大神级的人物。
可别忘了，在纳坦·库达耶夫之上还有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与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两个白金可以用来当避雷针呢。
1972年1月22日，苏联zy电视台向全国播放了为时1个钟头的专题节目。
这个题为《出卖灵魂的人》的纪录片把犹太“不准离境者”——包括库达耶夫在内，描绘成“苏联境内的犹太复国主义走卒。”
坦白说，这种形式有点缺德，毕竟还没过法庭不是，不能贸然定罪啊。
然而更过分的是节目采取一种在苏联乃至全世界都前所未有的方式-在电视屏幕上放映出一些“境外势力走狗”的名字和照片，以及他们的地址……
显然这是最高苏维埃号召国民一起来天诛国贼了。
库达耶夫勃然大怒。
“这是在用录象手段煽动排犹运动。”
他立刻开始反击。
库达耶夫做了一件苏联公民根本想不到也做不出的事情-他马上向法院起诉，控告电视台，要求它正式“否认那些损害我的尊严和人格的污蔑性内容，”并要求“这种否认必须用相同的传播方式发表。”
这份起诉很快在西方世界，以及苏联的地下世界流传开来。
kgb受到了高层的申斥，显然是他们的工作失职，没有及时的处理掉这么一个政治刺头。
于是他们决定亡羊补牢搞掉库达耶夫。
为此，库达耶夫的“朋友”沙尼亚·利波夫斯基被召到克格勃总部，命令他写一封公开信，指控库达耶夫曾企图召募他为CIA工作。
苏联新闻界对利波夫斯基的公开信大肆渲染。
坦白的说，库达耶夫确实是有拉利波夫斯基下水的打算，但CIA之累的，显然是太过于夸张。
这个事情，爱德华在纽约也有耳闻，甚至咨询过所罗门，后者只能是摊手：“亲爱的，CIA确实承担颠覆俄国人的任务，但是，你说库达耶夫亲自去替cia招募人员……说实在的，这是在看不起cia也在看不起克格勃……我敢说，如果库达耶夫真是替cia工作的话，kgb早就动手让他消失在西伯利亚了。”
在1972年3月13日，该信发表一星期后，库达耶夫拟了一份公开信，他写道:“现在的情况是，我好象是一个人质……被一伙无法无天一不管是从国内法还是从国际法上讲—的恐怖分子抓在手心任意摆布，随时都可以采取极端行动。”
随后所罗门的话，也得到了部分程度的应验……库达耶夫被投入臭名昭著的列福尔托沃监狱。
该监狱历史悠久创建于1881年，当时是军事监狱，用于拘禁刑期不长的下级军官。
十月革命后，被捷尔任斯基同志划给了全俄肃反委员会。
在“大清洗”年代，监狱被人民内务委员会作为刑讯场所，和卢比样卡监狱齐名。
五十年代后随着贝利亚被处决以及赫鲁晓夫的正常化运动，该监狱不再像当年那样阴森恐怖，而是成为了……kgb的……拘留所……
抓到的人，还没上法庭前都先关在这儿，听候裁决。
可“老资格”都知道，拘留所远比监狱更加恐怖。
理所当然的，他被捕的消息在西方成了各种头版头条。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