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拯暗自苦笑，明确的意识到自己和同僚们在这件事情上的无力。
他根本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苏咏霖推动科举改革，苏咏霖愿意和他在事前说这件事情都算是在尊重他们的知情权，不然的话，换一种霸道一点的做法也不是不可以。
谁能拦得住苏咏霖为所欲为？
老天爷？
不，他不当天子，他是人皇，没有孝敬老天爷的必要性。
手持军队战无不胜的苏咏霖，是这世上最强大的人。
一念至此，孔拯也不想再说些什么了，于是乎这个改革计划就那么推动下去了。
礼部正式接受这一计划，决定对这一改革计划进行一番研究，对皇帝提出的工科、理科、法科就行要以什么样的录取方式来录取进行商讨。
而这其中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士来提供帮助——礼部现有的人手只能对文科考试的标准进行商定，因为这是他们的专长，而对于工科、理科、法科之类的事情，他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
只能仰赖专业人士。
谁是专业人士？
苏咏霖会为他们提供专业人士——
因为进行了分科取士的改革，原先的礼部科考司人手不足，需要进行扩编，苏咏霖准备按照文理法工四个工作组的方向来重组科考司。
于是苏咏霖授意新任吏部尚书、复兴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刘永贞开始对礼部科考司安插人手。
除了原先就在工部、三法司等部门工作的专业人士之外，还有一些新发展的年轻复兴会员也以各种各样的名目被安插进入了礼部科考司，负责筹备科举考试的相关工作，这样一来，一时间礼部科考司内“人才济济”。
对于这一情况，孔拯和周江只能干瞪眼，眼睁睁看着吏部往礼部安插人手，一点一点扩大科考司的人员编制，且还都不是他们派系的人。
他们原本还想着通过科举考试大量引入他们这边的相关人士来增加山东系官员的话语权，现在看起来，他们连自己仅有的话语权都未必能保住。
周江私底下和孔拯就此事进行商谈的时候，连连感叹苏咏霖的过度强势实在是古之未有，他从未想到皇帝可以如此霸道。
可是孔拯却看得很明白。
“子长啊，咱们没有见过，不代表这样的人就不存在，或许，这就是扫平天下称帝的开国皇帝吧，我现在算是明白为什么古人都推崇圣天子垂拱而治了，一个开国皇帝对天下来说，意义实在是太大了。”
周江听后默默无语。
之后的事情，孔拯和周江都显得无能为力，只能做为苏咏霖的辅助帮助苏咏霖，而不能提出什么反对意见。
而苏咏霖一边推进科举考试的分科取士改革，一边还要对教育方面动手。
按照他的说法，分科取士既然决定了，那么教育就要跟上，不能放任教育不管，只搞科举，那迟早是要出事的。
于是苏咏霖还决定从中央国子监开始，根据科举考试的分科取士改革，对当前现有的教育模式进行改革，也要按照科举考试的方向，从文理法工四个方向培养人才。
接着，在十月初九的教育改革会议上，苏咏霖提出了对施教教材变更的要求。
当然，他也没有把旧士绅们完全甩开，还是做了一些退让的。
文科教材可以最大限度保持旧有的教材，比如旧有的五经，暂时先加上《荀子》，以此为出题范围，最大程度上让现有的士子们可以参加文科考试，而不至于两眼一抹瞎。
当然，苏咏霖提出，洪武二年科举考试当科考试的题目，出自《荀子》的题目不能少于三成。
孔拯知道，这已经是皇帝最大程度的让步了，如果这都不接受，皇帝分分钟能给你把《荀子》出题量提升到五成，到那个时候，大家就真的懵逼了。
所以一看还有人想要提意见，孔拯立刻站起来高呼陛下圣明，把这一页揭了过去。
接着苏咏霖还要求文科士子不单单要学习五经，还要懂得农业，因为农业是国家的立国之本，文科士子必须要对农业有所了解。
于是他又为文科士子增添了《齐民要术》等农业专著，要求文科士子在学习儒家经典的同时，也要对农业有所了解，而这样的考试规定将在洪武五年的科举考试当中正式落实。
接下来是理科考试。
苏咏霖为理科考试划定了《九章律》、《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等唐朝科举明算科的考试教材。
接着又增加了《管子·地员》、《水经注》等地理教材，最后又增加了《墨经》这一考试教材。
但凡是被定为科举考试教材的书籍必然被大规模刊印、流传，所以对于这一点，礼部部分官员反应激烈。
而苏咏霖早就知道他们会反应激烈，所以提出了修订《墨经》的计划。
“着礼部科考司安排专门人手修订《墨经》，将《墨经》当中与政事相关的内容删掉，将改订之后的《墨经》作为科举考试理科教材。”
苏咏霖的这一表态平息了部分礼部官员的激动。
不过说实在的，对于墨家的政治思想那一套，苏咏霖自己都不怎么感冒。
他欣赏墨子，欣赏的是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贡献，以《墨经》为突破点，苏咏霖有信心把物理学这门学科拉起来，从理论层面给技术发展提供帮助。
至于其他方面还是算了吧。
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且墨者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
这不就是他的复兴会吗？
而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组织程度还是理念，他的复兴会都要远超墨家组织，所以他并不需要墨家的政治组织。
理科之后是工科教材，工科方面的专业书籍其实一直都很少，主要是从来没有统治者像苏咏霖这样要把科学技术当做国家大事来重视。
所以目前所能寻到相关的工科类书籍，只有《考工记》、《营造法式》等涉及工业、手工业和建筑业的书籍。
对此，苏咏霖提出要将这一类书籍纳入考试范围之内，与此同时，还要新编教材，将古人的工业技术结晶全部记录下来，作为教材。
法科考试相对来说就方便得多，汉以来虽然罢黜百家，但是律法的重要性没有人会否认，所以法律专著在古代一点也不少。
苏咏霖指定了《法经》、《泰始律》、《唐律疏议》等有代表性的法学著作和法律条文，以供法科士子学习、继承。
这场会议初步确定了洪武五年第二届科举考试的考试出题范围，为苏咏霖所首肯，为大部分朝官所认同。
至于洪武二年的第一届，还是要做出一些弹性的变更。
没办法，大明朝廷此时此刻的势力划分对于作为旧科举专家的山东系官员来说并不占优势。
元从系、燕云系和外族系三大派系的官员都对旧科举可能带来的后果非常清楚，在这个他们还有足够话语权的时候，但凡有可能，他们都不可能放任旧科举继续推行下去。
苏咏霖想要进行科举考试改革的方案正好戳到了他们的痒痒肉，对他们而言有着重大的意义，于是他们集体来了劲儿，在朝堂上对苏咏霖提出的改革计划大力支持。
山东系文臣有心反对，但是势力不够强，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们是真的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拥有基本盘和政治同盟的皇帝苏咏霖强行推动科举考试的改革计划。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