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梁恩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挖掘，那位来自华夏考古队的刘教授并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因为在考古工作中这种指定地点挖掘的理由非常多，而且问了没什么意义。
比如很多时候指定挖掘某个地方只是某种感觉而已，这听上去并不科学，但是的确属于考古工作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做法。
毕竟哪怕是在先进的探地雷达对超过一定深度的遗迹都无能为力，所以有的时候求助于运气也应该算是一种常见做法。
而对刘教授来说，至少现在这种挖掘的地点算是特洛尹的核心地区，能够获得关于这座遗迹考古的一手资料，这足以让他们感觉到满意了。
这倒不是他是一个容易知足的人，而是对于整个华夏来说在国外考古是一件刚刚开始的事情，因此很多时候他们也只能那些遗迹发掘中干一干不重要的工作罢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们曾经和埃及展开过一次由官方主导的联合考古工作挖掘一处神庙，结果神庙主体建筑只有埃及人和美国人能进去，他们只能挖大门和广场。
只有上次和苏丹联合挖掘的时候他们才获得了挖掘核心地区的许可，但那次的遗迹只是某处古埃及时代村庄的遗迹，价值并不算大。
直到梁恩开始挖掘工作并他们进行合作的时候他们才获得了真正有意义的联合挖掘工作，能够深入到许多重要历史遗迹的核心部分展开挖掘。
比如说现在在特洛尹的挖掘就是如此，虽然他们暂时没有挖出什么遗迹，但是从考古学角度来说，他们也的的确确挖穿了整个特洛尹遗迹，并获得了大量的一手信息。
只不过梁恩想要的并不只有这些，因为之前和华夏人合作非常愉快的缘故，所以叫他们过来是为了他们一起分享发出核心宝藏的荣耀。
毕竟梁恩并没有一只属于自己的核心考古队，而在面对这处藏在十几米泥土与瓦砾碎片下边的宝物，光靠梁恩和贞德两个人根本就挖不出来那些东西。
考虑到这里是众目睽睽之下的缘故，所以梁恩也没法使用超凡力量展开挖掘工作，所以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找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找那些不太熟悉的队伍还不如找这群之前合作愉快的华夏考古队，顺便再积累一些人情。
而这次梁恩想要挖掘的东西就是在另外一个世界中被称作普里阿摩斯宝藏的那批宝藏，为另一个世界中这批宝藏就是特洛尹遗址被认证的核心原因。
梁恩来的那个世界的1870年，考古学家施里曼为了寻找特洛尹城，带着他新婚的妻子千里迢迢前往达达尼亚海峡，来到近东沿海特洛尹平原。
经过实地勘察，他最后选定一个名叫希沙立克的小丘作为挖掘地点，并在1870年4月从土耳其官方领到了发掘的许可证。
之后他雇佣了一百名工人从1870年4月开始断断续续持续了三个年头，其中1871年挖了两个月，第二年又挖了四个半月。1873年3月中旬，他们又开始挖掘。
这三年的挖掘中施里曼在这里挖掘出了层层叠叠的古城遗址，不过他毫无顾忌地掀掉了上面的几层城市废墟，从而造成了严重的考古破坏。
这主要是因为早期考古因为技术积累原因本身就存在着很多缺陷，而施里曼又是一个半吊子，整体水平不佳。
其中最着名的事情他在遗迹的核心区挖了一条70米长、18米宽的大沟彻底破坏了整个遗迹中心的地区，严重影响了后续考古人员的勘探工作。
不过因为这样大动干戈，他顺利的发现了倒数第二层的古城，这里有着厚实的城墙和高耸的城门，城内有一处昔日甚为可观的宅院，城墙上也有大火焚烧的痕迹。
所有这一切使施里曼断定这就是他孜孜以求的特洛尹城，那个宅院也就是普里阿摩斯王宫。《尹利亚特》史诗中所提到的普里阿摩斯宝库即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但事与愿违，他几乎挖空了古城的一半，却从没有发现一块金子。施里曼已身心疲惫，准备停止希沙立克丘的挖掘工作，但这个时候转机出现了。
按照施里曼的说法，1873年6月14日，他和雇工们到工地做最后一次努力。当站到18英尺深靠近普里阿摩斯王宫环形墙附近时，他突然被废物层中一个形状很特别的器物所吸引。
因为那东西后面似乎有夺目的光彩在闪烁。施里曼意识到那肯定是金子。他竭力压住内心的激动，让妻子告诉工人们：今天因为是他的生日，所以提前收工。
工人们散去后，安加斯多米诺斯转回来站在丈夫身旁。施里曼蹲在强烈阳光照射的墙下用手拨开灰尽后，土里展现出了象牙的光泽和金子的闪光。
他的妻子取下红披肩，施里曼一件一件地把金银财宝取了出来，包裹在披肩中。这就是那批宝藏被发现的经历。
这批施里曼在特洛尹遗址中发现的大批文物和金器被统称为普里阿摩斯珍宝，将其中的金首饰命名为“海伦首饰”并让妻子索菲亚作为模特来佩戴。
希腊美女佩戴“海伦首饰”的照片一经发布，轰动了整个欧洲，施里曼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那副照片也成为了特洛尹考古的代表性照片。
但这个看似传奇的故事里面充满了谬误和谎言，首先，施里曼在希沙立克沙丘发掘到的最底层，也就是第一层中根本没有任何宫殿和庙宇。
这在他给朋友的信中可以证明，他写道：“想象一下我的恐惧，昨天我来到了石器时代。”于是，他决定挖晚些时期的第二层。
他兴奋地发现了经过袭击和火灾留下的痕迹以及埋在地下的古代陶器仓库。接着他又发现了岩石的叠积，立即断定这是观望亚细亚英雄们的石塔。
后来他又觉得这不像是塔，而是属于不同时期的两个建筑物的墙。类似这样的“辨认”还有一些。显然，这样的考古是缺乏科学态度的。
施里曼发现的文物实际上与普里阿摩斯或海伦毫无关系。它们位于特洛尹遗址第二层，而普里阿摩斯的时代应位于特洛尹遗址第六期或第七期，两者间存在近千年的距离。
其次，施里曼发掘的宝物经人们后来考察得知有些器物并不是荷马时代的。很显然，他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发掘的文物都看成是一个整体。
比如说梁恩他们取样时在第五层找到的金杯在前世中也被混在了普里阿摩斯宝藏中，这显然是错误的。而这种混合也给后来的研究者带去了巨大的麻烦。
而且这个过程中最传奇的一部分，也就是如何同妻子两人共同挖掘，又如何将宝物藏在妻子的披肩下运到小木屋等细节都是他臆造出来的。
根据他死后发表的《施里曼日记》中，我们可以得知他的妻子当时根本不在土耳其，而在希腊。
但不管怎么说，宝藏的存在是真实的，而这也就是梁恩拉着华夏考古队在这个地区挖掘的原因，因为他觉得只有找到这批宝物，才能保证特洛尹遗址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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