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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五十五章 惶恐滩头

“扇动百姓造反?呵呵……”

“齐王怕是患上疯病了……”

“人言早慧而夭,齐王虽然没有,但眼下看来……”

正月二十九,当新一期的《大明报》发布,朝野上下从皇帝官员到贩夫走卒,所有人都在为“民生”一栏中,朱由检在丰州县那大胆的发言给惊呆了。

一大早,文华殿内就响起了许多不怕死言官的讥讽。

面对这些讥讽,路过的成德和燕山官员纷纷皱眉,但终归没有说什么。

说到底,就连他们这种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人都觉得齐王殿下这些话有些过火了。

官学教材上还有忠君爱国的篇幅,这说明了朱由检是想维护大明朝的。

但是他这话说出来之后,下面的官员会怎么想。

确实,从清廉的官员角度来看,让百姓造反,自己将贪官绳之于法,这未尝不可,只要百姓不被有心人利用,从“诉说民怨”到“扯旗造反”就行。

但问题在于,大明朝的天下,没有几个官员敢说自己是干净的,甚至可以说,连皇帝自己都不敢说自己是干净的。

这种情况,朱由检作为大明朝的齐王,这个时代最大的几个地主头子,他居然怂恿自家的“牛马佃户”造反?

皇帝和京城的京官还好说,朱由检的这话完全就是把基层官员架在火上烤,比当年朱元章的《大诰》还催人命。

百姓要是受了委屈就造反,那按照基层官员的情况来看,他们不得都被吊城门楼才怪。

因此,当许多官员都来到文华殿班值后,他们今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弹劾奏疏,集体弹劾齐王的言论。

“万岁,奏疏都在这了,都是弹劾齐王殿下和《大明报》的……”

当奏疏都送到了乾清宫养心殿,魏忠贤小心翼翼的开口,生怕触怒皇帝。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朱由校并没有生气的意思,而是瞥了一眼奏疏就说道:

“留着冬季烧火。”

显然,他并不打算看这些奏疏,但他这样做并不是代表他支持自家弟弟的言论。

说到底,他的第一身份是皇帝,其次才是朱由检的哥哥。

他之所以不生气,是因为这种言论根本就触怒不到他。

近来,他读了自家弟弟所写的《国运论》和《经济论》,加上他自己作为皇帝的经验,以及史书的借鉴,他基本摸清了自家弟弟的政策。

巩固大明皇权是绝对的,但这并不代表朱由检就要去剥削百姓。

皇帝和百姓的利益实际上冲突并不大,反而不如皇帝和大臣,大臣和百姓的冲突大。

皇帝的需求是什么?

无非就是建立自己作为皇帝的威信,让王朝变得强盛。

这一切的一切,也就是“延续”二字。

朱由检是看透了,他认为所有王朝都不可能永存,大明的崩溃也是迟早的事情。

以大明的体量,想要崩溃,往往只能先从内部开始崩溃,而内部崩溃往往是因为内部利益分配不均。

不管是刘家的汉朝、司马家的晋朝、杨家的隋朝,李家的唐朝,还是赵家的宋朝,他们往往都是自己内部先崩溃的。

只要内部的秩序崩溃了,那么加上外敌入侵,不管外敌是否入侵成功,那这个王朝基本都将走到生命终点。

汉朝的鲜卑,晋朝的五胡、唐朝的回纥、吐蕃、南诏,宋朝的辽、金、元,大明的后金……

这些外敌有的成功,有的没有成功,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消耗了王朝本身极大的力量。

这一点的区别在于,王朝能否在短时间内先拖垮外敌,给下一个王朝发育的时间。

汉朝在黄巾起义前把鲜卑的檀石槐熬死了,唐朝把回纥、吐蕃、南诏熬死了。

宋朝把辽熬死了,但内部爆发起义,又遭遇金国南下,而明朝面临的比宋朝还要难以解决的问题。

明朝是内部造反,外部造反,环境还有北方大旱、南方洪涝。

这四个王朝加上晋朝的区别在于,宋朝和明朝没能熬死一个外部政权的几个雄主,但汉朝和唐朝做到了。

如果檀石槐没在四十五岁病逝,那汉末三国在黄巾之乱要面对什么?

一个北抗丁零,东退扶余,西击乌孙,完全占据匈奴故土,一度攻至倭国,东西达一万四千余里,南北达七千余里,多次攻打汉朝的“缘边九郡”,拒绝汉桓帝“封王与和亲”,控弦四十万的强大鲜卑。

这样强大的一股势力,如果趁着黄巾之乱南下,那以之前汉军多次惨败的情况来看,哪怕五胡乱华不会出现,那中原也会长期保持纷乱。

每个王朝都会遭末期遭遇内忧外患,只有抵挡得住外患,解决内忧,然后整合力量对付外患,这个王朝才能延续下去。

然而这一点,即便是汉唐也仅仅做到了第一步,而且很大程度是靠拉锯来了结外敌的。

长期的对外拉锯也导致了内忧做大,以后想解决内忧却实力不够。

汉朝无法在和鲜卑的拉锯下解决内部矛盾,唐朝也无法解决与河北的内部矛盾。

大明眼下很强大,不仅解决了大部分外敌,还进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依托工业革命的拖拉机,似乎大明的耕地数量就会在上百年的时间里无休止的增加,但这就说明大明没有内部矛盾吗?

历朝历代的内部矛盾也就是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也就是利益分配不均。

大明虽然会在进入工业革命后拥有更多的土地,但问题在于不同的时代,利益的需求也将不同。

在封建时代土地是生产资料,而当土地和粮食充足后,人就会追求其它的东西。

随着时代进步,人本身就成了生产资料,届时金钱就会取代土地,变成新时代的利益矛盾。

因此,在新的时代里,当贫富差距过大,大明也将会遭遇历朝历代所遭遇的一切,那就是利益分配不均。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并且朱由校也不一定有时间活到利益分配不均的阶段,所以朱由校只能认命。

就眼下朱由检打下的疆域,配合拖拉机来使用这一点来说,大明最少五十年内不会遭遇土地兼并和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

只要没有遭遇外敌和内部矛盾夹击的情况,以大明的体量很难失败。

既然有饭吃,那么百姓也自然不可能造反。

百姓不会造反,也就不存在内部矛盾。

既然没有内部矛盾,那朱由校也就不用阻拦自家弟弟的这番言论,因为眼下的大明没有造反的土壤。

况且,他也没有能力去将自己弟弟的一些言辞都收回销毁。

不说《大明报》,单单官学教材里,朱由检自己编撰的一些教材就很不利于大明的统治。

想到这里,朱由校又想到了朱慈燃,自己的那个好大儿。

依照他的性格,恐怕自己百年之后,他也不会销毁他所敬重叔父的一些言辞。

父子都不行,那这件事情只能留给自己的孙子了。

“唉……”

朱由校叹了一口气,低头继续处理起了奏疏。

只是在他处理奏疏的同时,远在浙江金华府义乌县的坊市里,略微白皙了一些的朱慈燃却在坊市的街头端着一碗早茶,蹲在路边呼呼喝着。

他蹲着打量街道上来往的行人,而古色古香的义乌街道则是成为了背景板。

传统的早茶依然在这具有年代感的长街上摆着摊,许多人坐在店铺里喝茶,而朱慈燃则是因为抢不到位置,只能和刘顺蹲在路边。

“掌事!再来一碗茶和两块糕点!”

喝了手中的茶,朱慈燃转头朝着店里大喊。

“来了来了!”

店里的老板大声回应着,但整个人却手忙脚乱的在泡茶、制作糕点。

见状,朱慈燃只能喊了一声“我自己来好了”,随后起身走进了店铺里。

这早茶店据传已经开了四百多年,祖上是北宋灭亡时南逃的汉人。

朱慈燃虽然不知道这消息是真是假,但从店内那“生锈”的粉墙,堆砌柴火所造成阴影的墙壁来看,这一切都彷若久远。

拿了早茶和一盘糕点,朱慈燃顺手拿了一个刚起身客人的椅子,他用布擦了擦,随后抬着椅子回到了门口蹲下。

将椅子放好后,他将手中的一盘糕点放在椅子上,紧接着继续边吃边看起了四周。

街道上,那一排排民居也不知是何时建造的,流传到如今,屋顶的马头墙已经被磨平了棱角,少了些许张扬。

在朱慈燃的对面,透过不断走动的行人,他看到了一位老人端着早餐从一家云吞店里走了出来,拿着椅子坐在门口的街上,简单安静的吃起了早饭。

眼下是辰时,而辰时也是义乌街市最为热闹的时候。

顺着街道看去,老街两旁店铺坐满了人,各处店铺和街道上已是人声鼎沸。

品茶声、鸟鸣声、打铁声、烧煤炉声络绎不绝的响起,听入耳中别有一番滋味。

义乌虽然是小县,但浙江毕竟商户云集的大省,因此经过义乌来往的游人和商贾也很多。

许多商人经常天不亮就拉着货来到城内交易,讨论着谁家的货更好,谁今天又赚了钱,总之每天交流的“情报”都在早上的饭桌里了。

也因为他们聊天的举动,导致了有时候一些店铺的桌子不够。

面对这种情况,一些掌柜便将几张老木头门板拆下来一铺,拉上几个板凳,又开一桌。

即便环境如此,却也没有人嫌弃。

如朱慈燃他所处的这里,那些老茶客们每天按惯例喝早茶、泡茶馆,也不嫌环境简陋。

还有的人如朱慈燃这种,干脆坐在屋檐下的一排石墩上,悠闲自在地饮茶。

这里的茶馆没有具体的名字,只是挂着“茶馆”的布帆作为招牌,但它们却都有着各自忠实的粉丝。

面对老茶馆,老茶客们往往会选定一两家做为最爱,然后喜欢带着自己的杯子,自己添水泡茶。

在茶水氤氲的水汽中,刘顺嫌弃糕点太甜,因此去其它店铺买了一副烧饼夹油条,以及其它一些味道偏辛辣的小吃回来。

即便如此,茶馆的掌事也没说他们什么,而是亲切询问是否还要添茶。

这样的态度,朱慈燃早就已经适应了,似乎浙江的许多商贾小贩都喜欢细水长流的做常客生意,培养属于自己的常客。

这样的态度让市场上少了些功利,多了安详和闲适。

也因为掌柜的亲和,因此在这里,朱慈燃可以听听茶客们口中的国家大事,听他们聊聊乡镇趣事,理理家园小事。

“你们说齐王也是厉害,居然敢叫我们这些泥腿子造反。”

“呵呵……我是不信会有人造反,这年头谁还能没饭吃啊。”

“可报纸上说北方粮食不够吃,我们浙江的也不够。”

“那都是夸大其词罢了,官府就是喜欢吓唬人。”

“那群北方蛮子分了那么多地,只要把家里的十几亩地租出去,每年再打打零工,我就不信十几两银子还不够吃饭的。”

“那倒也是……估计都是朝廷吓唬人才写出来的。”

“哈哈哈……”

茶馆里,几个穿着绸缎的男人在对《大明报》上朱由检所说的话而调侃着。

对此、蹲在门口的朱慈燃和刘顺根本不看他们一眼,也没有什么举动。

朱慈燃是真的懒得理他们,刘顺则是这么一年下来,早就习惯了这种无知的人。

只要朱慈燃不开口,他才懒得修理这群目光短浅且自大的村夫。

“小爷,你说这义乌哭惨哭了几十年,口口声声说没人了,那这些家伙是干嘛的?”

刘顺瞥了一眼那群攀比成性,买着绸缎穿身上的村夫,朱慈燃也顺势看了一眼。

“国朝自嘉靖三十八年起,先后在义乌招募兵二十余次,共计六万余人,万历年间的义乌确实是男丁稀少。”

“不过,自义乌官员上疏开始,义乌已经休养生息三十余年,恢复人口也是常事。”

“你仔细看看也能看得出,义乌的人口确实比其它的浙江县城要少。”

朱慈燃解释了一下义乌人口的问题,同时也吃完了手头的东西。

他起身拍了拍手上糕点的残渣,随后便向着街巷走去。

对于朱慈燃来说,他喜欢在民间闲逛并不是因为无聊,也不是觉得好玩,而在享受那宫廷之中享受不到的人间烟火。

似他这样陌生的游人,想要消除与一个陌生地方的疏离感,有时只需要一家特色的小店,一个善意的微笑,或者是与当地百姓之间的口头闲聊。

弄堂小巷里听听百姓的家长里短,茶馆酒肆里尝尝人间的酸甜苦辣,美食糕点里品味千年兴衰……

这一切的一切,让他的南游之行更添一番韵味,从中获取的情报,也让他觉得不虚此行。

作为一个县城,义乌也是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例如刚才他喝的那些早茶便源于义乌近千年的码头文化。

自秦朝以来、义乌就依托义乌江成为了一个码头城镇。

相比较街市,义乌城内有水道的街道反而店铺林立,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商品。

水道舟楫往来,纷纷向着商贾云集的义乌江划去。

朱慈燃站在了一座小桥上,在桥上看到了来往的船夫,也目睹了制秤的老人,还有那坐在门口编制竹器的篾匠……

对于这些人,他一一上前打听聊天,可是相比较西北和西南的百姓,这义乌的方言与官话,听得朱慈燃很是头疼。

他无法通过正常交流来获取一些他在意的事情,因此只能找到了一些十三四岁的少年了解自己想知道的事情。

好在他想知道的,无非就是百姓的衣食住行和地方官府的治理情况。

后者或许有些为难这群比朱慈燃小了一两岁的少年,但对于前者,他们则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朱慈燃很快就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也借此走出了义乌县城,在城外集镇的一家茶馆找到了守着他自行车的十余名锦衣卫。

“走吧。”

随着朱慈燃招呼一声,锦衣卫们上马的上马,上车的上车,他们的旅途又将继续开始,而朱慈燃也用快一个月的时间,把处州、金华两府的情况搞了个明白。

首先是人口的问题,两府的纸面人口分别是八十九万和八十六万,但经过朱慈燃这么多天的走动,他可以断定两府人口已经不下三百万。

另外从土地情况来说,两府能开垦为耕地的土地,早已经被开垦了个精光,并且大部分都在种植经济作物,种植粮食的田地不足总数二分之一。

如果浙江只有一千多万人,那肯定是做不到这种程度的,所以朱慈燃更加确定了浙江人口在三千万左右的猜测。

此外,从经济来说,浙江富裕程度远超朱慈燃想象,这种富裕不是百姓的富裕,而是当地士绅豪强的富裕和当地的贫富差距。

浙江在大明的《鱼鳞图册》上一共有耕地四千三百多万亩,但是实际情况恐怕有四千七八百万亩。

虽然有这么多土地,但其中大半都被浙江百姓用来种植桑树、棉花了。

这些桑树被用于养蚕,而蚕丝和棉花则是被乡绅们卖给了各地的布庄。

他们之所以不卖给皇店,是因为一旦东西进入皇店,那就要自动扣除10%的赋税。

士绅们为了躲避这10%的税,纷纷将蚕丝和棉花抛售给布庄。

这么一来、市场上的棉花和蚕丝不足,皇店只能提高收购价,而布庄则是将这些蚕丝、棉花转手高价卖给皇店。

这听上去好像没赚什么钱,但如果拿出具体情况就一目了然了。

根据朱慈燃的了解,乡绅们以每担蚕丝三两,每担棉花二两的价格把蚕丝和棉花卖给布庄,布庄则是以蚕丝三两四钱,棉花二两三钱的价格卖给皇店。

这么一来,即便要交一成的赋税,但布庄还能在每担棉花和蚕丝身上赚取一百文。

这多出来的一百文便成了皇店的成本,而皇店也拿士绅们没有办法。

由于这些士绅的田地在《鱼鳞图册》上都被修改为下等粮食田,因此在得到了几十两的利润后,他们只需要象征性的缴纳一二两田赋粮银就足够。

这还只是一些小乡绅,如果是拥田几十万亩的大乡绅,那其每年的避税都能达到数千、数万两之多。

这些大大小小的乡绅加起来,大明在他们身上每年最少得少收一二百万两。

这一二百万两如果收上去,它们可以是十几万教习的俸禄,也可以是上万退伍士卒的抚恤,亦或者是修建铁路的资本……

可问题在于这笔银子虽然存在,但朝廷收不上去。

这样的局面让人恼怒,并且这还仅仅是朱慈燃所能看到的冰山一角。

在他看不到的地方,无法了解的地方,乡绅们躲避赋税的办法还有很多种。

除了避税,他们也违反了律法,通过关系获得一些数量不少的水泥,或者直接让官员修乡道时,替他们平整家门口的道路。

当然,它的用途不止这么点。

在便宜的价格下,有的人用它来建造房屋,有的人用它来修建宗祠,还有的人用它来铺设宗村道路。

这样的局面,朱慈燃见了不止一次。

要知道,金华和处州还是浙江十一府里处于中下游的府县,可想而知排在上游,较为富硕的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等府会是什么模样。

当然,除了上述的这些,更重要的就是浙江的土地兼并。

浙江的百姓一直在打工,这并不是他们喜欢,而是他们无地可耕。

浙江的军屯田数量就那些,与庞大的人口数量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多年以来的土地兼并,已经把浙江市面近七成的土地垄断,九成九的百姓只能掌握浙江三成的土地。

为了活下去,他们只能成为士绅们的佃户。

那些无法成为佃户的,便只有去城里打工,因为当土地兼并到某种程度后,不满足于眼下的许多士绅都会插足于商业。

他们垄断了江南的布庄、茶馆、码头、矿场,无数没有田地的人只能为他们打工,赚取那微薄的利润。

这样的情况,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处理起来十分棘手。

也因此,朱慈燃算是明白自家叔父为什么让自己先去山西三省、再去西南三省、然后是两广、福建,最后是江南了。

从贫到富,从易到难……

治理山西或许很容易,但想要治理满是士绅的江南,那就需要掂量掂量自己够不够格了。

江南乡绅一旦被逼的走投无路,那他们就会狗急跳墙了。

如果只是从民变方面来说,他们的影响力并不算大,仅在浙江的东军都督府六营兵马就能弹压所有民变。

问题在于,他们不仅仅在民间有号召力和影响力,在庙堂、甚至在军中,他们都有自己的代言人。

想要收拾他们,就得考虑先收拾内部。

一想到这里,朱慈燃就不免怀疑起了自己。

他抬头看向了前方那一眼望不到边的乡道,尽管脚下的自行车一直在走,但相比较这条道路,他却好像在原地踏步。

他是应该像自己叔父那样,成为一个对付乡绅的人,还是做一个和士绅妥协的人,以此来维持大明朝的安稳?

面对这个抉择,他的眉头紧皱,同时也不由想到了今早《大明报》里朱由检的话。

“我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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