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耳室内，社科院考古所的一行人们，正忙着清理室内的乐器和盛酒器，还有一些因早年顶盖石塌落压碎的器物残片。
另一半边的西耳室内，广州考古所的研究员们，也没有闲着。
比起东耳室，西耳室的情况并没有那么好。
西耳室内，层层叠叠地堆满了铜器、陶器和漆、木器等随葬物，几无立足之地。
也是因为这个，广州考古所才强烈要求他们主导发掘清理西耳室的工作。
看到这个情形时，广州考古所的所长傅谱，是非常激动的。
堆满陪葬品好啊，这说明文物多啊！
广州以前可从来没有出土过，文物如此丰富的大墓啊！
只是，当喜悦感散去后，他们很快就开始头疼了起来。
“几无立足之地”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写实的说法。
西耳室和东耳室一样，也是掏空岩层而建成的。
所以想要从上面往下清理发掘的话，需要打通一层岩石层，挺麻烦的。
只能从前室联通西耳室的过道进入，最为简单。
可是西耳室是真的被堆满了随葬品。
考古工作者们根本进不去...
要如何顺利进入西耳室内，并且展开发掘，就困扰住了广州考古所的一行人。
甚至他们还向社科院考古所这边请教了一下，征求李教授和孔建文的建议。
没办法，从来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广州啥时候出土过，整个耳室都被随葬品塞满，甚至都无法进入的大墓啊？
从广州考古所成立至今，那都是独一份的事！
这点，来自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们，经验就很丰富了。
李教授只是现场考察了一下，就丝毫没有困扰的，为广州考古所提出了一个“低悬空作业”的发掘方桉。
方法很简单。
首先，在前室把几个木屑麻包堆叠成一个高约0.5米的小堆，其上放上一把长竹梯，犹如一架翘翘板，大的一端在前室，坐上3人作重压，另一头伸进西耳室内。
考古所的发掘工作者，则沿着竹梯“爬”入室内进行实地观察，并在深入室内1.5米南北两石墙的墙根下，先清理出两个落脚点。
随后在这个点上用砖头叠起两个短柱，上面再架一根圆木，搭成第一个T形支架。
然后往里继续延伸，用同样办法再搭起两个支架。
最后，在这3个高度相同的支架上，纵向平铺两条厚木板作为“滑轨”，在“滑轨”上再用三四块略短于室内横宽的木板打横平铺。
这样，一个高出室内地面约0.6米的低空操作平台，就被搭建出来了。
发掘人员只要坐着或趴在平台上，就可以俯身进行清理作业。
而且平台上这几块平铺木板，还可以随着清理进程的需要移动位置，非常方便。
李教授的这方法一出，立马让广州考古所的各级人员，惊叹不已。
果然是社科院考古所，经验这块是真的丰富。
这个方桉，确实是既简易而又安全的办法！
广州考古所的人，立马就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且迅速行动了起来。
在李教授提出建议的第二天，他们就搞定了“跷跷板”。
广州考古所的研究员陶建力，借助着这简陋的空中长梯，从过道钻进了西耳室内。
一进入西耳室，首先让陶建力注意到的，并不是那堆满挤压在室内的各种青铜礼器，而是头顶的大裂缝。
虽然西耳室是在岩石层内凿出的一个房间，但是同样也会弄封顶石板的。
不然的话，在人类的观念中，这就不是“室”，而是一个洞穴了。
堂堂南越国君，陵墓怎么能在洞穴里呢，必须得建室。
但是这封顶石板的情况，却不是很乐观。
“室内的4块顶盖大石板，各有一条贯穿性断裂，并有较严重错位，最大错位可能超过了10厘米！”
陶建力的呼喊声，很快就传到了在前室内等待的广州考古所其他工作人员耳中。
并且，陶建力拿着的摄像机，拍摄下来的画面，也同步传输到了所长傅谱手中的平板电脑上。
四条非常显眼，并且骤看险情十分严重的裂缝，出现在了他们眼中。
确实，这么骤一看，非常危险，好像随时四块石板就会砸到地面。
但是傅谱和几位研究员稍作讨论了一下后，就放下心了。
“耳室是掏洞建造的，所以顶部其实并不存在重荷问题，并没有遭受到过大的压力。”
“而且顶盖石周围也没有空隙可以让它们产生位移了，凿出来的空间就这么大。”
“顶盖石就算裂开了，应该也不会下塌的，还是挺安全的。”
傅谱抬起头，忧心忡忡的看向了西耳室过道上方的三块石板。
“倒是这过道顶上的石板，断裂情况也很严重，随时会有崩塌的危险。”
这座越王墓的位置，非常的巧妙。
在中心的前室、主室、后藏室，并没有处于岩石层，上头就是泥土层，顶盖石要承担20米深的填土压力。
而东西耳室，以及后面的侧室，则是横向往岩石层里凿出来的洞，三壁都直接用岩石层来当墙壁，只有顶部搭了顶盖石。
这顶部搭的顶盖石，象征作用也大于实际作用，没有承重压力。
但是过道上的顶盖石不一样，是真要承受20米泥土层压力的。
虽然现在上面的泥土层都被清理干净了，但是这种“承重”的顶盖，只要产生了裂痕，就有倒塌的风险了。
傅谱连忙派人找施工队，将过道这边的顶盖石加固，并且做了支护防塌陷措施后，这才放心的开始进行了清理工作。
他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门道处，原本应该处于西耳室墓门后的，一堆陶器，以及陶器队上的两个大铜鼎。
也是这堆陶器，和两个大铜鼎，挡住了广州考古所进入西耳室的步伐。
而且，在这两个大铜鼎中间，还有一个空缺位置，看得出来原本应该还放了一个大铜鼎。
那个在前室里看到的，明显不属于那位“景巷令”陪葬品的大铜鼎，以及几个陶器，就是来源于此。
是在木质的西耳室墓门腐朽后，滚落进前室的。
看着面前门道处堆积厚度高达40厘米的一众青铜器和陶器，傅谱指挥着几个广州考古所的研究员，爬上长竹梯。
“开始清理吧！”
“先从最上层开始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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