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里需要插一句，前面说到了辽朝的一些政治文化习俗，其中提到了它们的科举考试，这其实很有意思的，可以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因为它们的科举考试其实跟我们是有一些不同的。
首先，大家都知道了，在古时候，我们是儒家文化为尊嘛，向外输出的也是儒家文化和思想。
自然，辽朝也不例外，很是受了这方面的影响。
而随着儒家思想的地位在辽朝不断提高和辽朝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儒家文化在辽朝统治域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影响日益扩大，诵经习儒已经逐渐成为那时辽朝社会生活中的时尚。
的确，儒学的发达，学校的设立，科举的实施，不仅提高了北方游牧社会的文化素质，更是促进了北方游牧社会的进步，而且随着儒家文化影响到北方游牧社会的诸层面，北方游牧社会与中原汉族社会之间的文化差距逐渐缩小，为民族的大融合铺平了道路。
显然，在这一过程中，辽朝科举制度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要知道辽朝是以武立国，在建国之初，兵势方张，庶事草创，“礼之用未遑”，尚未触及科举制度。
至太宗会同元年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后，辽朝为了稳定统治，适应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始在南京地区署置科举制度，以收汉族、渤海族士人，充实辽朝官僚机构。
此后，经世宗、穆宗的政治变乱，导致科举之事设废无常，随宜性较强，直至景宗保宁八年“诏南京复礼部贡院”，辽朝科举制度才逐步稳定下来。
圣宗统和六年“诏开贡举”后，辽朝科举制度由带有随宜设置的倾向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化，由此科举制度不断走向完善和更加成熟，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也愈加凸显。
也就是说，辽代科举是至圣宗耶律降绪统和六年，方行贡举。
其规制“颇用唐进士法取人”，意思就是，辽代的科举制度是大致仿照了唐代的科举制度的。
最初每冬只放进士一二人，开泰元年后逐渐增加取士人数，每科录取50~70人左右，并规定契丹人不准应试。
取士人数最多时，达一百三十余人。
进士分甲、乙两科，最初只设乡贡、礼部试二级。
到了重熙五年十月，巡兴宗耶律宗真在丞相张俭的建议下，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为题，试进士于廷，廷试亦成为辽之科举制度。
举资料记载，辽代约开贡举56次，所取状元可考者53人。
56次贡举，对于一个先后存在209年的少数民族掌权的朝代而言可谓不少。
但是需要说明，在那时进士出身，真正任命为官者，却少得可怜，可见辽统治者对科举的真正含义还缺乏科学的研究，又因辽之契丹文难考，保留的辽代科举资料又甚贫乏，作者菌也只查到这么多，也就只能粗略的给大家说一下，至于具体如何的话，还是期待有更多的发现吧。
与此同时还有金代，毕竟宋辽金三个国家嘛，同一时期，算是相辅相成了，提到大哥自然少不了二哥，也的确，金代的科举制度是在总结了辽代的科举制度的经验教训后建立的。
“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
就是说，辽代虽然沿用唐朝科举制度而行科举，但进士出身被任命为官的，也只不过十分之二三，科举只不过是个摆设。
“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
就是说金代科举虽采唐宋之制但能扬长避短，对进士出身者能予器重，而法亦非常严密。
金在开国之初，考试分词赋进士、经义进士两类。
词赋进士考试、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进士考经义、策论各一道。
录取名额不定，考试亦不定期。
到天会五年，金军占领河北、河东之后，官吏贫缺，急需补充。
金太宗便根据辽、宋旧制的不同，下诏对南北士人各以其素习之业取士，号称“南北选”。
至天眷元年五月，熙宗亦下诏，命南北选各一词赋、经义两科进士。
天德二年将南北选合而为一，并取消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
到世宗完颜雍时，科举考试得以进一步改革:一是增加了时务策，海陵王时科举不考时务策，“士人不以策论为意”，影响了人才质量，为此世宗提出“并答时务策，观其议论，材自可见，卿等其议之”，故官员缺额较少，后罢掉南北选，每科取士不过六七十人，官吏缺员严重，有鉴于此，世宗便命“自今文理可采者取之，毋限于数。”
自此后，第科取士名额增加，至大定二十八年取士达56人，承安二年，高达925人。
三是增设女直进士科，即策论进士，这是专为女真人设立的考试科目，该科设于大定十一年初只试策，每场一题，用女真大字，后又增试诗或论，用女直小字。
可以说恒古以来，采用少数民族文字进行科举考试，这在我国历史上算是一大创举。
而本科设立后，首次考试在大定十三年举行，共录取徒单镒等27人。
所取之士全部被任命为女直字教授，充实和加强了女真族的师资队伍，同时对女真族的文化开发亦起了重要作用。
所以，金一代名士，多由此科出身。
并且金代科举制度考试分4级进行，即乡试，府试、会试和殿试。
乡试的名称始于金，当时把县试当乡试，县令为试官，及格者才能应府试。
府试原为六处举行，后增至十处。
府试合格者才能参加在首都举行的考试，即会试。
泰和二年定制度，会试策论3人取一人，词赋经义5人取一人。
会试中选才得应举殿试，而金代初年无殿试，从天德二年开始增设殿试科，除进士诸科外，还有律科、经童科、制举、武举等科目。
进士及第后，都要从基层的小官吏作起。
大定时还特规定，地方府一级少尹及中央政府的令史要从进士出身的小官中选用。
至于中高级官员京主要从进士出身的低级官吏中选拔。
如此积数十年努力，吸引了大批汉族士人通过科举踏入金朝仕途。
使金朝的官员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
尤其是“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繇由科地位至宰辅者接踵”，从而改变了创业阶段主要由无文化的军人掌权的局面，对促进金朝政局稳定、文化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综上，金代科举开始于太宗天会元年，初无定期。
自天会五年后方转入正常，三年一试。
初分南、北两选，以词赋、经义取士，后合并为一，设进士科和女直进士科，前者分词赋、经义两科目取士，后者以策论取士。
金共开科约40次，分乡试、府试、会试、殿试4级，状元有名可考者9人。
所取之士，多用为官吏。
可见，金初以武夺取政权，其后统治者重文重武，以文治国，政局稳定，文武双全，国家安定，文化发展。
到了更后面的蒙元的话，大家知道，由于蒙古族统治者重武，文化层次低，所以元朝科举制度屡兴屡废，元朝自建立至仁宗皇庆三年最初有近半个世纪科举停废，从而元代成为自隋唐以来科举取士的“低谷”时期。
官员的选拔主要依靠世袭和举荐，由“吏入仕”几乎成为唯一的登仕途径。
而世袭与荐举的官员文化水平极低，甚至有不识字者，经常闹些笑话。
如《日闻录》记载:“国朝故事:以蒙古、色目不谙政事，必以汉人佐之。官府色目居长，次设判署正官，谓其识治体，练时务也。近年以来，正官多不识字。至正年间，淮东有一路总管在任，省札行下，‘辩验收差课程钱谷’，唤该吏，怒曰:‘省札云“便检钱”，许多钞在库，如何不便检，’错以‘辩验’为‘便检’也。又一县令修理谯楼，读‘谯’为‘焦’;又读‘羁管’为‘霸管’。”
由此，因为官员水平太低，自然不能适应吏治的需要。
于是太宗窝阔台九年八月，曾应中书令耶律楚材“用儒术选士”之请，诏中原诸路以论、经义、词赋三科考试儒生，同时宣布“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
这是元朝正式建立前首次仿照科举的办法选拔士人。
但只在地方一级进行，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科举，且由于“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
元世祖即位后，丞相史天泽条具当行大事，其中提到科举，但未被采纳。
至元四年九月，翰林海陆空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为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矧先朝故典，尤宜追述。”
元世祖看过奏章后说:“此良法也，其行之。”
后来，翰林院大臣曾拟定科举程式，并于至元十一年十一月呈闻太子真金，但事未施行。
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丞相火鲁火孙与留梦炎等人上奏说:“中书省臣奏，皆以为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行官者多”。
元世祖问:“将若之何，”对曰:“惟贡士取士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阴阳、医术、皆令试举，则用心为学矣。”
这一建议初元世祖批准。随及，许衡又议学校科举之法，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
但在元世祖之时，科举制度虽然确立，却始终未能衬行。
成宗、武宗时，又一再议论贡举之事，也仍然没有结果。
至仁宗皇庆二年十月，中书省大臣再次上奏提此事，仁宗正式决定实行科举。
元廷颁布诏令，命中书省“参酌古今，定其条制”，皇庆三年首行乡试，次年二月会方式京师，同时颁布了科举考试的规定，大致如下:
科举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
凡二十五岁以上，乡里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通晓经书，德行有素者，经地方官从所辖各族户中推举后，才能有资格参加考试。
如有徇私滥举或应举不举者，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都要体察究治。
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熹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
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
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题目亦从四书中出，并用朱熹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经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
第三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成。
乡试于八月举行;会试于乡试次年二月举行，殿试于三月举行。同时规定了乡、会、殿试场次、日期、考试内容、纪律及注意事项。
乡试科场、全国共设十七处，从各处选合格者三百名参加会试;会试共取一百人参加殿试、殿试诸生不再为黜落，只以其所对策第分高下，厘定等次，而后分右、左榜唱名公布。
元代科举考试，从仁宗延祐乙卯首次举行会试，至惠宗元统元年癸酉科会试，其间举行7次，停罢数年之后，于至正二年恢复，到至正二十六年丙午科，又举行9次。
有元一代，每科各取左、右状元一人，共取状元32人，进士39人，以三年一次计，仅占4年，不至元朝的三分之一。
十六科，最多的一科如元统元年癸酉科才00人，最少者如至正二十年庚子科仅只35人。
一个统一的王朝科举取士人数之少，为隋唐以来所罕见。
究其原因，与元朝统治者不把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同时又与在即行的科举考试中贯彻民族压迫政策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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