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需要说明，因为辽朝是一个由契丹族建立的草原帝国，在这个草原帝国之中，汉人的人口数量占据了大多数。
而为数众多的汉人广泛的参与到了契丹社会的各个方面，促使了契丹人在思想文化，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断进步，同时生活在辽朝的汉人，因此，也不可避免的受到胡风的浸染，从而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表现出了与中原汉人截然不同的面貌，这也就是所谓的汉人胡化。
的确，就是汉人胡化，因为就像前文所说，大家都知道，辽朝是一个以契丹为主体，以汉族为多数的多民族国家。
大量辽属汉人，在辽朝统一政权的作用下，与其它北方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辽代文明，从而为辽代的中国北方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意义深远的历史贡献。
但是与此同时，生活在辽朝的汉人群体，在长时期的统一王朝大环境之下，也不免受到胡风浸染，高度胡化，呈现出不同于中原汉人群体的独特风貌，也就是作者菌刚才所说的汉人胡化。
简而言之，汉人胡化就是指数量众多的辽属汉人通过统一的辽朝政权的作用，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逐步地融入北族社会之中。
辽属汉人集中聚居区域一是辽西和辽东所在的契丹本土地区，二是太宗朝从中原地区整体划归的燕云地区。
由此，从地理学的角度上观察，这两个区域位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欧亚草原的东端，这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东西文化汇萃，化交错区域。
早在周秦之际，这一带属于北方戎狄集团和东胡，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华夏系统民族错居杂处地带，打从这个时期开始，生存在这一地带的早期汉人，就在社会生活，文化形态等方面，浸润沾染上了浓重的胡风。
像是魏晋隋唐以降，这一带先后成为鲜卑，粟特，突厥，回鹘，契丹等北方民族驰骋纵横历史舞台，此问生存于辽西，辽东，晋北和幽蓟一带的汉人在经济形态，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等方面，更是深受北方草原文化的全方位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辽属汉人的胡化倾向，可谓与生俱来，源远流长。
既然辽属汉人有着如此深厚的胡化渊源，当他们以各种原因成为辽朝属民之后，辽朝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环境，无疑会进一步促进他们在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快速胡化。
大家知道，契丹民族素以狩猎骑射为业，终辽一代，以契丹为代表的北方民族，对本民族传统的射猎畋渔生涯始终乐此不疲。
这样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氛围，使得相当一部分入辽汉人淡化了原来的传统生业，逐渐的习惯于毡毯庐帐，与马牛杂处，居无常处的生活模式。
而随着汉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在他们的文化，习俗中也逐渐糅合了大量的北族因素。
这部分汉人当中尚武的气息浓厚，多精通骑射，如韩知古家族中就有“善骑射而敦诗书“的韩匡嗣，“便骑射而成性“的韩瑜等。
还例如耿氏家族中的耿崇美，不但“善骑射”而且通晓“北方语”，耿知新“善骑射“，“自孩幼习将相艺，识番汉书”等。
当时有相当数量的汉人都取契丹名字，根据韩匡嗣墓志，在韩知古的十一个儿子中，最小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图育氏，一个叫唐兀都，其名字都不是汉名，均为契丹名。
《耶律元佐墓志》中载，“(元佐)生一子，小字度刺，汉儿小字药师奴”。
韩知古的第六代孙韩敌烈的墓志就直接用契丹小字书写。
但其实在辽朝早期，入辽的汉人在习俗上与契丹人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
辽初汉人张砺曾经自契丹逃归中原，被契丹骑兵截获押还后，太宗问其南逃的缘故，张砺回答说:“臣华人，饮食衣服皆不与此同，生不如死，愿早就戮。”
虽然南北风俗的差异并不是张砺南归的主要原因，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契丹人与汉人之间饮食衣服的巨大差异是确实存在的。
但是到了辽代中期以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宋朝事实类苑》中记载韩木巳，作为辽朝的使者出使宋朝，期间竟然“嫌朝服太长，步武萦足，复欲左衽。”
可见契丹境内的部分汉人已经习惯于穿胡服。
曾经多次出使契丹的苏辙在《出山》一诗中说:“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这描述的就是辽中京境内汉人的情形。
苏颂《和晨发柳河馆憩长源邮舍》诗中也记载了相似的情况:“山谷水多流乳石，旃裘人鲜佩纯绵.服章几类南冠系，星土难分列宿躔.安得华风变殊俗，免教辛有叹伊川。”
此诗记述了苏颂在契丹辽地柳河馆附近所见当地汉人衣冠服饰以及发式已渐渐契丹化的实况。
他在诗后还附有一注，更加明确地点明了契丹辽地汉民发式上受到坩髡发影响已经契川化诗注云:“敌中(指辽地)多掠燕，蓟之人，杂居番界，皆削顶垂发(即髡发)，以从其(契丹)俗.唯巾衫稍异，以别番汉耳。”
同时，在整体划归的燕云地，契丹统治者并未对汉人实行严格的强制性改俗政策。
但是在统一的辽朝政权的作用下，承袭唐末五代北方社会胡化传统，辽代幽云汉人的生活习俗也发生了变化，同生活在契丹本土的汉人一样存服饰上表现明显宋神宗熙宁年问，沈括出使契丹，记载燕蓟“衣冠语言皆其故俗，惟男子靴足幅IIJ而垂其带;女子连裳，异于【f1国。”
艮饰虽有变化，但不是很严重，到了宋哲宗朝，经过近百年的胡化，燕云地区汉人的服饰变化在宋使眼中竞达到了“哀哉汉唐馀，左衽今已半”的程度。
还有像是1993年在河北宣化发现的张匡正墓中，其墓葬前室东壁上相对绘有碾茶童子和吹火童子，二人一为左衽，一为有衽，可知汉服和胡服都是当时北方社会中的流行大众服装。
至于燕云地区汉人发式上的胡化现象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如《鸡肋编》中记载:燕地“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许嫁，方留发。”
乃至于近年于河北宣化发现的辽韩师训墓中，其前室南壁墓门两侧各绘一髡发门吏，西壁绘一髡发马夫;后室西南壁绘有一幅宴饮图，其中一歌者髡发。
辽张世古墓，墓主葬于天庆七年(1117)，其后室东南壁所绘宴饮图中，有一髡发男子;同时发现的六号墓，同为辽代晚期汉人墓葬，墓葬前室东壁茶道图中绘有三个髡发侍者形象。
这些髡发者的发式均接近于契丹人，但墓主都为汉人，墓室中的壁画描绘的都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所以这些髡发人应该就是有胡化倾向的汉人。
同时汉人的胡化，还表现在婚俗的改变之上。
要知道胡汉通婚在契丹辽地中屡见不鲜，太宗于会同三年(940)十二月，“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于汉人婚娴。”
及到世宗即位之后，契丹与汉族上层之间的通婚，不再以南面官为限，到兴宗时期“谋臣韩绍芳献议，(四姓)方许婚焉。”
而且，在胡汉通婚的同时契丹的某些独特婚俗也在汉人婚姻中出现。
像是异辈婚，也就是不同辈份之间的婚姻在契丹本土地区的汉人中出现较多。
据《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铭》，耿延毅的原配夫人耶律氏是其舅父韩德冲的女儿，而他续娶的夫人就是原配夫人的侄女。
韩氏家族中涤鲁的儿子，韩敌烈娶讹里本娘子为妻。
这位讹里本娘子是萧胡靓古太师与当阿夫人的女儿，当阿夫人就是涤鲁女儿，韩敌烈姐姐，也就是说敌烈娶了甥女为妻。
当然，异辈婚在燕云地区不似契丹本土地区普遍，但是也有少数情况，以上层汉人为主。
如在今北京(辽代南京)大兴县出土的《马直温妻张绾墓志》中就有反映这种契丹婚俗对汉人影响的真实记述。
张绾的叔父祖名张俭，是辽圣宗时的着名汉官。
张俭的二女儿嫁给了郑弘节，其女儿被封为为晋国夫人(即张绾之母)。
这位晋国夫人就是张俭的外孙女，但又嫁给了张俭的侄子张嗣复。
这种异辈之间通婚的习俗在汉族的早期历史中曾经出现过，如汉惠帝曾经娶他的姐姐鲁元公主之女张氏为妻，这便是舅父与甥女为婚。
哀帝娶了他的祖母傅太后从弟的妹妹，这是与外家诸姑为婚。
但是，需要说明，我国古代最早从唐代就开始禁止汉人之间的异辈婚。
如《唐律疏议-户婚》中就规定虽无服，但辈行高于自己如“其父母之姑舅，两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并不得为婚姻。”
至此以后中原的汉人视这种婚娴为小正常的行为，在儒家的道德观念之下更是可耻的。
但是这种异辈之间的婚姻存北族社会却源远流长，而且算是十分普遍，如契丹的九位皇帝中就有四位皇帝(世宗，景宗，圣宗，道宗)与他们的皇后不是同辈人
于是，在强劲的契丹社会大环境下，高度胡化的部分汉人在婚姻习俗上受到了北方民族的影响，与契丹人一样视此种异辈之间的通婚为平常之事。
包括游牧民族传统的“抢婚”也现在辽属汉人的婚俗之中。
在辽金时期流行于燕云地区节日“放偷”，在《契丹国志-岁时杂仪》和洪皓《松漠记闻》卷上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即在正月十六这天，纵偷一日作为娱乐，偷盗的内容既可以是物品也可以是女孩子。
“放偷”之日过后，双方会共同饮酒庆祝，若偷盗的内容是女孩子，则成就一对姻缘。
文惟简在《虏廷事实》中对于这种“偷盗女子”的行为有更为详细解释:“至有室女随其家出游，或家在僻静处，为男子劫持去，候月余日方告其父母，以财礼聘之。”
由此可见“放偷”一俗应是源于北方游牧民族中的“抢婚”习俗
这种婚俗是中原汉人无法想象的，但是在幽燕地区却习以为常。
此外，收继婚，离婚，改嫁等中原汉人视为禁忌的婚俗也在辽属汉人中出现。
由此可见，经过辽朝二百多年的胡风浸染，辽朝境内的汉人高度胡化。
这种胡化是从内到外，由表及里的变化。
他们以辽人自居，自身的民族意识比较淡薄，其最典型个案例证便是韩知古家族在有辽百年发展过程中与辽朝兴亡的体戚与共。
受北方强劲胡风的影响，辽属汉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人，可以很容易的与中原汉族相区别。
特别是到后来的金元时期，这一地区的汉人均被称为北人，以与中原汉人相区分。
并且契丹境内高度胡化的汉人，在不同的时期通过各种渠道参加到契丹政权之中。
这部分汉人虽然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凭借着其较为发达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优势，迅速成为巩固契丹政权的中坚力量，并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契丹社会的风貌。
也正是辽属汉人活跃于契丹社会的各个阶层，才使得辽代社会呈现出胡中有汉，汉中有胡的独特风貌，从而打破了周秦汉唐以来长城南北隔阂的局面，长城于此时失去了其原来的意义。
可以说算是在契丹的统治时期，中国的北方社会实现了南北的交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雏形开始形成，这也算是有一定的益处吧，毕竟是推动了民族之间的融合，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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