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前文说了汉人胡化，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算是多数服从少数，但我们知道，其实更多时候是少数服从多数，也就是胡人汉化。
的确，胡人汉化在中国的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上才是大势所趋，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性，能很强大的将其它文化迅速融合，最后成为统一的文化。
所以如果大家去翻看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话，就常常会看见一个名词，叫做“民族大融合”。
不过需要说明，人们往往理解的“胡人汉化”，就是胡人被我们同化了，变成了我们自己人。
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怎么说呢，在“胡人汉化”的同时，也伴随着“汉人胡化”，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误解，主要表现是汉语和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最终被少数民族所接受，从而掩饰了汉人不断被人数相对极少的异族不断征服的耻辱吧。
大家都知道，民族大融合主要集明和游牧文明之间进行，两晋南北朝时期，有所谓“五族(胡)乱华”。
到了宋朝，自然也少不了一段悲伤的血泪史，像是先亡燕云十六州与辽，再亡中原与金，最后亡全国与元，元也成为第一个统治全国的少数民族。
不过蒙元虽然统治了全国，但是并没有汉化，汉人和蒙古人之间始终很隔阂，蒙元退出中原之后，其生活依旧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蒙古人还是蒙古人，蒙元对汉人生活的影响也很有限，想来也就是“青花”和“回民”吧。
而“汉人胡化”最为明显的就是更后面的满清了。
因为满清入主中原，与蒙元不同的是，它立足于长期经营，因此开始了全面的汉化，促进了本民族的发展，给。
但是，它所执行的政策却全面阻滞了中国整体的发展，使得中国由一个先进国家变成了一个完全落后的国家。
满清不仅有阶级矛盾，还有民族矛盾，满清对汉人的政策，归根到底就是五个字，“屠杀与奴化”。
像是在战争中对平民进行屠杀，这就太多了，大家都知道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按照人口比例计算，绝对不比日本鬼子逊色，进行种族灭绝，发布“剃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许多爱国志士不堪受辱，当了道士。
最严重的是大搞“文字狱”，捕风捉影，寻章摘句，“维民所止”、“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都是“文字狱”的例子。
在满清，不仅根本没有任何学术自由，而且使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极其危险的职业。
因此，满清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创造，最为风行的是戴东源的“考据之学”，专门在故纸堆中讨生活。
满清自己是少数民族政权，却千方百计挑动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在西北，大肆屠杀回民，压制回民发展。
要知道回民在蒙元时期本来是二等公民，到了满清末年，已经只剩下“三把刀”了，在汉人中间，“以华制华”，拉拢无耻的士人做它的走狗，搞“八股取士”。
一部满清的汉官史，说到底，就是一部奴才史，什么于成龙、刘墉，只不过是听话和中用的奴才罢了，因为满清就是要让老百姓和读书人全去做没有思想的奴才。
所以满清整个社会毫无生机，由此龚自珍才在《乙亥杂诗》中，痛心疾首地说“万马齐喑究可哀”。
包括他在另外一篇书信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大意是，满清不仅没有杰出的思想家、诗人、艺术家、政治家，就连杰出的小偷都没有，英国人马尔戈尼描述乾隆时期的中国人肮脏、卑琐、猥亵，固然存有一定的偏见，但是结合龚自珍的叙述，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是多么的僵化腐朽，猥琐落后。
同时满清对汉人的影响是很深刻的，比如，“猪尾巴”大辫子，还有服饰，汉服，上启炎黄，下至明末，谨承周礼，延续道统，宽衣交领，袖松而长，隐扣系带，上衣下裳，飘飘有神仙之姿，本来是最适合我们汉人体型的服装，也是我们汉人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可满清却强迫汉人改变服饰，改成补服马褂，汉人本来是农耕民族，却穿上渔猎服装，不仅不适用，而且在精神上受到屈辱，时刻提醒汉人是亡国奴。
屈辱，顺从，做奴才，就是满清时期汉人的精神风貌，而在政治上就表现为不负责任，“国事兴亡谁管的，满城争说叫天儿”。
要知道中国人的创造力本来是无与伦比的，可是到了清末，却变成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严重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近代中国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满清没有能够发展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就是极端腐朽的封建制度，一般来讲，发展资本主义需要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政治上的相互独立与竞争，在明朝，君权是主要的，但是还有其他的政治力量，接受君主的授权，开展政治活动，比如，有明初有相权，在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废除相权。
比较健康的政治力量还有内阁，明朝的内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效率是很高的，在嘉靖、万历年间，皇帝几十年不上朝，明帝国竟然还能维持下去，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还有厂卫特务机关，另外，还有朋党，比如，东林党、阉党等等，明朝皇帝允许朋党存在，是因为明朝皇帝可能怀疑臣民造反，但是绝对不会怀疑臣民以为他是异族。
可翻一翻满清的历史，这些全都没有，除了皇帝之外，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存在，军机大臣只是跪受笔录，满清没有也绝对不可能有朋党，有的只是“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
满清时期，有一个特别的名词，或者说现象，逐渐蔓延到全社会，这就是“江湖”，中国本来就存在党同伐异的现象，古已有之，比如，官员中间有“朋党”，本来并不奇怪，但是，这种现象不是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但是，到了满清，汉人中间形成了普遍的秘密结社现象，其本意就是“反清复明”，满清对于各种秘密结社也是坚决打击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秘密结社逐渐转变成为一种社会势力，也不反清了，反而变成了一种利益集团，满清对于秘密结社，态度也发生了180度转变，开始和帮派合作了。
比如最大的帮派，青帮、红帮，就垄断南北的漕运，青帮、红帮有许多秘密的仪式，说穿了，就是“反清复明”时候遗留下来的，“拜把子”也开始盛行起来，并且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
所以中国真正形成“江湖”，没有金庸描述的那么早，其实就是在满清时期，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元明两朝，都没有覆盖全国各地、各个阶层的帮会组织，即使有帮会组织，也是秘密结社，而且，规模要小得多，“明教”在元末起义中，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朱元璋登基以后，就明令禁止“明教”。
而满清有很多帮会公开、长期在全国存在，满清政府不仅不禁止，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挑动不同帮会之间的矛盾，比如漕帮与沙船帮之间的矛盾，汉人越分裂，满清龙庭就坐得越稳，这件事的文化后果就是在中国人中间形成了非常严重的“江湖”情结，“帮派”情结，事情不论对与错，只问是不是一个圈子里的，这种现象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非常严重、非常深远的恶劣影响。
如果明亡后，不是满清入关，而是汉族政权，比如李自成，会怎样呢，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如果是一个汉族政权接替明朝，虽然也不一定在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但是，它从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速度，应该比清王朝要快一些，原因就在于上层和下层之间文化的同一性，民族的认同感。
满清首先要防范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所以慈禧太后说“宁与外人，不予家奴”，中国本来就不是它的，只要能够保住皇位，割让土地对于满清统治者来讲，几乎是拿别人的东西送礼，而对于下层来讲，没有必要去保一个异族政权，对于这一点，外国人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说中国是“一盘散沙”，“一小队士兵，只要装备精良，补给充足，就可以从中国的这一端一直打到那一端，而不会有任何抵抗”。
清楚地表明清末中国社会缺乏凝聚力，处于严重分裂的局面。
日本也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但是日本的转变速度，比清朝快，而且成功了，过去我们认为是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比满清程度要深，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满清在近代化过程中，比日本要快，但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汉人，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汉人整体上的文化水平是高于满人的。
但是，满清统治者对于“洋务派”是利用和打击并重的，剿灭太平天国是用，以后主要就是打击了，满清始终是以“中国”为第一敌人的，因此，日本皇室支持维新，满清则坚决打击，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中所要支付的代价比日本要大得多，错过了最后一个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机会。
大家可以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列强由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控制了全世界，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反对整个帝国主义世界，中国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满清对中国进步的作用，基本上是负面的，现在很多影视剧热衷拍清宫戏，似乎满清，最少在早期，是值得歌颂的。
但实际上，封建皇帝从其社会属性上看都是邪恶的，满清皇帝尤其邪恶，满清是集深重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于一体的邪恶政权，不仅不应该歌颂，反而应该痛斥，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当然，作者菌的这些言论可能过激了，不过却也是事实，好了，我们再次回归正题吧，也就是胡人汉化。
确实，大家可以看到，满清入主化，其实已经算是彻底汉化了，也不打猎了，开始种庄稼，所以满人才有铁杆庄稼一说。
包括满清灭亡，取消抵制以后，他们也没跑回去放牧，而是继续生活在汉人的地方，过着和我们汉人一样的生活，这就已经是全面汉化的表现。
而且需要说明，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后民族融合就已经开始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嘛，充满了战乱与动荡，不过虽然动荡不堪，但那时诸侯国之间频繁的兼并与战争，也大大加强了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
特别是到了后面的秦汉时期，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充分，而我们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初步形成。
中央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加速了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促进了各族人民友好交往，民族融合有了新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民族大融合的高潮时期。
隋唐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快，民族融合得到新的发展。
此后的宋元时期则是我国古代第二个民族大融合的高峰时期，其中元朝更为突出。
元朝的统一使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并形成新的民族——回族，不过虽然元政府实行民族分化政策，但阻止不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
至于明清时期的话，已经说了，各民族的融合与经济文化交流到了新的高度。
可以说民族融合是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
因为民族融合有利于民族矛盾的缓和，有利于各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至于民族同化则是指一个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同化于另一个民族的现象。
在历史上有两种民族同化，一种是自然同化，指某一个民族在长时期中受到另一个民族的影响，逐渐消失了本民族的特性，同化于另一个民族。
这是历史民展中自然的进步的趋势。
另一种是强制同化，是指反动统治者所衽的民族同化政策，如强制被压迫民族接受统治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改变原有的民族特性。
马克思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的确，中国古代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的“旧俗”被中原农业民族的“汉法”代替，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旧俗”指边疆少数民族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汉法”指汉民族先进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
汉法代替旧俗是少数民族封建化过程，即处于封建社会以前落后状态的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向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过度。
这一过程均是受到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同时民族间的往来也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发展;为巩固统治，有作为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也会主动实行汉化政策。
一般来说，少数民族封建化主要包括生产方式，学会农耕技术，成为农业居民;任用汉人制定典章制度;仿效汉族官制;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
需要说明，少数民族封建化过程是从北魏孝文帝改革开始。
因为北魏统一北方后，黄河流域出现民族融合趋势，统治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对待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冯太皇太后和孝文帝选择了汉化道路，既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又促进本民族发展、巩固了统治。
到宋元时期，这一进程向纵深方向发展，主要表现在封建生产关系向边疆扩展，少数民族大多完成了封建化进程。
唐末以后契丹族逐渐学会种植庄稼、织布、建造城郭房屋，开始了农耕生活。
特别是建国后，耶律阿保机任用汉人，仿汉制制定典章制度，仿汉字偏旁创契丹文字。
党项族建西夏政权，仿效唐宋王朝建立政治制度，如中书省和枢密院，推行科举制度选拔官吏，任用汉人担任重要官职，还命人仿汉文楷书创西夏文字。
女真金世宗曾将夺取的大量田地分给女真贵族和谋克户耕种，并采取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
《金史-世家纪》载:“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迁都永安，女真浸忘旧风。宴饮音乐，皆习汉风。”
少数民族建立全国统一的政权，前提条件是自身的封建化。
蒙古奴隶主贵族在征战过程中，不得不适应汉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采纳和保持汉地原有的封建制度，元的建立标志着封建化的完成。
元朝基本上沿袭宋金旧制，《元史-百官志一》载:“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仪，建都邑，定内外之官。官有常职，位有常员。”
元世祖还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设大司农司，颁布《农桑缉要》，减租垦荒等。
少数民族在封建化意义非常重大。
元许衡《鲁斋遗书》:“北方奄有华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然后魏、辽、金历年最多。”
少数民族的封建化促进了本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民族的融合，有利于边疆地区开发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而且还需要说明，少数民族的封建化和少数民族的汉化有相同之处，但不能说如少数民族的封建化是否就是少数民族的汉化。
虽然它们都属于民族融合的表现形式，其过程都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其实质都是落后民族被先进民族的生产方式和文化所同化。
但两者又不能等同，主要表现在
首先，从两者的含义来看少数民族的封建化是指少数民族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主要体现生产方式和文化的改进。
而少数民族的汉化是一般指少数民族汉族化，即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某一民族受汉族先进生产方式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自然地、逐渐地改变本民族某一部分或全部而与汉族相似或被汉族同化的现象。
其次，从两者存在时间来看中国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起源于战国，终于新中国建国初期，现已终结。
而少数民族的汉化早在汉族形成之初就已经开始了，应追溯到奴隶社会，而且到现在仍在进行着，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仍然继续下去。
还有从两者学习的对象来看少数民族的封建化的对象既可能是汉族，也可能是当时已经处于封建统治时期的较文明的少数民族。
如蒙古族统治下的元朝和满族统治下的清朝这两个时期的少数民族的封建化就属于后者。
以及从两者的结果来看少数民族的封建化，使少数民族不断汲取以汉族为主体的先进的封建文化，促进了本民族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内的一支支奇葩。
同时它也促进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巩固和发展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
少数民族的汉化，则在汲取汉族优秀文化的同时，自身的民族特点逐渐改变或者消失，有的变得与汉族接近，但仍保留本民族的一些特征;而有的被汉族所同化，最终融
入到汉族当中，原来的民族消失。
封建化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民族融和的最本质特点，少数民族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接受封建化，这类封建化的内容还向边疆地区扩展。
在化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因此历次民族融合均以汉族为中心。
少数民族各族逐渐改变以往的游牧生活，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成为农业居民;采用汉族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从部落或者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
汉化是一种民族同化，是一种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必然。
所以中国古代的民族融合不仅有汉化，我们汉人也会被胡化，如之前所说的胡化的胡服骑射。
民族融合历史书上只说了两种原因---战争与和平(发展贸易)，其实还有种就是国家政策。
就是主动学习他民族的政策，作者菌觉得只有开明的君主才能做得到，像北魏的孝文帝禁胡服，断北语，改汉姓氏(他自己将拓拔氏改为元氏)。
如果说几个民族被汉化，严格来说55个少数民族或多或少都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就连中国的周遍附属国和臣属国也被汉化，如古代朝鲜新罗，日本的大化改新。
同时说到民族融合，作者菌比较佩服的就是犹太民族了，他们可以说是世界上民族凝聚力最强的民族，以色列犹太国自从被尼布加尼撒二世灭了都几千年了，仍未被别族同化，至今还散居世界各地，可能是犹太教的影响，他们有共同的信仰。
此外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这两个词在词义方面有无区别，关于这个问题论述是很多的。
多数人的回答是肯定的:有，有很大的区别。
比如，有的书这样讲:“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出现的主要是民族同化，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是根本不同的社会现象。在阶级社会中，只有民族同化，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不可能有民族融合。”
持这种观点的作者们认为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二词内涵的区别主要在下面几个方面:
两者发生的时间不同。
上边的引文讲得就很清楚，民族同化是“在阶级社会中”，而民族融合“不是在最近，也不是在不久的将来所能实现的，而是要到阶级消灭、国家消亡之后才能达到的。”
“所谓民族融合，就是到共-产主义以后。”
两者发生的范围大小不同。
一般都认为，民族同化是指一部分民族同化于另一部分民族之中，“不是某个民族同化另一个民族，就是它同化于另一个民族。
因此，同化只是个别和某些民族的消失，各民族之间的差别并未消失，民族这一历史范畴依然存在。”
“民族同化是部分民族的消失，即被同化的那些民族消失了。”
而民族融合的范围则比民族同化的范围宽广，“所谓民族融合，乃是一切民族的消亡，就是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不存在了。”
“民族融合乃是一切民族的消亡，全世界形成为一种与民族共同体完全不同的新的统一的‘全人类共同体’”。
“民族融合可以理解为不同民族互相渗透，甲中有乙，乙中有甲，甲和乙中有丙，而丙中也有甲、乙的成分，民族界限逐渐磨灭，不但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连民族这一范畴也根本不复存在，所有的民族都走向消亡，亦即民族的终结。”
两者发生的方式与过程不同。
有些著作把有关历史现象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强迫同化，有的凭借政治暴力与民族特权进行同化，如清兵入关，强迫汉人剪头发，谓之‘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有的凭借政治权力强制统治民族同化于经济文化先进的被统治民族，如中国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实行的汉化政策，尤其以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最为典型。
二是自然同化，不同的民族在长期的共处中，落后的民族在先进民族的潜移默化中丧失本民族的特性。”
而民族融合，一般都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
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存在强制与暴力。
“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交流和共同的斗争中，先进的优秀的东西不断为大家所认识，所接受，并继续发展;落后的低劣的东西不断被抛弃，被淘汰，从而使各民族之间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
还有就是两者的性质也不相同。
一般都引用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的一句话，同化“即丧失民族特性，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
认为同化“是民族压迫制度的产物，也是民族压迫的一种表现形式。”
“统治民族、剥削阶级所奉行的这种强迫同化政策，造成民族隔阂、对抗和冲突，毒化民族关系，加深民族壁垒，是妨碍民族接近，阻碍历史进步的。”
而“自然同化是历史发展中的进步现象，强制同化是建立在被同化民族的痛苦的基础上的，是违背被同化民族意愿的。
因而是民族压迫的一种表现，我们坚决反对。”
许多著作在论述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显示出民族融合的实质，它是各族“互相交往、互相联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的东西日益增多，原有的特征越来越少，直到完全消失的结果。”
由此看来，上述著作对于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二词区别得是很清楚的，民族同化存在贬义词的性质也是很明确的，而民族融合的性质自然有所不同，有的著作甚至提出“不应在民族不平等条件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轻易地谈民族融合问题。”
至于民族融合是否只存在于无阶级、无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从发表的论著看来，这是一个人们探讨较少的问题，但也不乏一些精辟的见解。
比如，《辞海》民族融合条有两项释文:“在共-产主义基础上，民族差别逐渐消失，世界各民族差别逐渐消失，世界各民族形成为一个共同的整体??指历史上的一些民族(或其一部分)自然形成为一体的现象。”
《辞海》如此编排释文，反映了编者的观点，即承认在阶级社会中也存在民族融合。
翁独健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从中国的历史事实出发，对阶级社会中存不存在民族融合，如何表述历史上一些民族汇入另一些民族的问题给予了非常明确而客观的回答。
书中说:“从我国和世界上的民族关系看来，历史上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存在着两种情况和方式。一种是采取政治强制手段使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一种是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经过自然渐进的过程合于另一民族。
这两种情况和方式，不管用什么名称来表示和概括，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
人们习惯地把前一种情况称为同化，把后一种情况称为融合。
这种称法，既反映了它们的存在，又反映了它们的区别，是比较妥当和科学的。
因此，我们不同意历史上只有融合没有同化的观点，也不同意历史上只有同化没有融合的观点，因为它们没能正确区别地反映历史事实。
应该根据历史存在的上述两种情况，以确定和称为民族同化或民族融合。”
作者认为，由于长期相处，关系密切和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自然融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大量存在，通过强制手段迫使民族同化也屡见不鲜。
之所以讲这么多，是因为民族融合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是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它是在不同民族间经常出现的经济、文化及生活习俗相互交流、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的过程。
它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进步现象，是民族间的自然融合，也是多民族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前提。
民族融合的过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就是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过程(如北孝文帝的改革)。
但马克思主义反对凭借政治暴力和民族特权进行强行同化，赞同民族间的自然同化，历史上一切自然同化现象的发生主要是经济力量决定的，比如落后民族以武力征服先进民族而最终被后者所同化。
而民族融合的含义的话，对民族融合这个概念的理解，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在表述全球民族消亡的途径和方式时，民族融合是指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民族特征与民族差别逐渐消失，形成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人类整体的历史过程。
二是把民族融合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来看待，它是指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由于互相接近、互相影响，最终形成为一个民族的现象。
我们在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通常是在后一个层面上来使用民族融合这个概念的。
因为，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
还有民族融合的方式的话，从我国以及世界上的民族关系来看，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存在着两种情况或方式。
一种是采取政治强制手段把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一种是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经过自然的过程合于另一个民族。
为了比较妥当和科学地表示这两种客观存在的情况或方式，人们又习惯地把通过政治强制使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同化。
把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自然地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融合。
在中国多民族的关系史上，既有强制同化，又有自然融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聚聚散散，错综而又复杂。
民族的自然融合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在我国历史大量存在，且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是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融合于先进民族。
如我国匈奴族从后汉至南北朝的汉化，鲜卑族在南北朝时期的汉化，契丹、女真在辽、金、元时的汉化。
一是先进民族的部分成员，因陷于落后民族的汪洋大海而融合于落后民族。
如夏时的淳维，秦汉时的赵佗，南北朝时的桓诞，北齐时的高欢。
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具体实现方式主要有:
(1)民族迁徙，杂居相处。
(2)经济文化的友好交流。
(3)联合斗争，即在反抗各族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加强联系和友谊。
(4)某些少数民族统治者进行的改革也起到了加速民族融合的作用。
(5)民族之间的战争在客观上也有助于民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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